当然若是对面的敌人都是身披重甲的，这些燧石枪的威力就不太够看了，但就以各诸侯国的国力，弄出一支身披重甲的军团不谈技术上的问题，便是经济就要把这些诸侯国搞垮。
战斗结束后，大量被俘的楚人士卒十分高兴，一则墨家并不杀俘天下皆知；二则墨家是要利天下的，这一点那些游荡于各处传播道义施以符水草药的身穿巫觋之人经常讲述；三则墨家宣义部的人立刻用申地方言告诉他们：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份足够一家人生活的土地、五户连接就可以租借牛马、废除和封君的一切债务墨家并不继承、废除一切为封君私利的劳役义务、墨家也会发放铁器可以为五年还清、墨家会控制盐价收拾那些在封地内的奸商因为这不合于泗上工商业发达这个基础之下的“贸易自由”。
况且也就是申公这样水平的人无法有足够的官吏进行盐铁专营只能包税于奸商，墨家的庞大的、这些年已然开始自我扩张的官僚体系会把试图控制这种隐形税的奸商吃的骨头渣都不剩。
泗上一众民众对墨家灭楚一战最为关心的，就是泗上的那些作坊主、手工业主，因为他们需要更大的市场卖出去自己因为这几年墨家扩军备战而急剧扩大的产能，各种手工业品最好的市场是卖到各个诸侯国的地面上，因为沿海之外的周边地区大部分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指望那些人能够买足够的商品，短期来看太难，长期投入的话远不如发动一场战争攻打那些和泗上三十年前生产力水平差不多的诸侯。
墨家攻楚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肯定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意味着农夫手里会逐渐剩下余粮，然后才有能力购买那些货物。很多作坊主算过，如果整个诸夏诸侯国的农夫都有泗上农夫的购买能力，他们将会日进斗金，而阻碍诸侯国的农夫拥有这么大的购买能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土地太少以至于人均太穷，而是因为诸侯的贵族制度束缚了农夫。
反倒是泗上的诸多自耕农，单从短期利益上讲，其实灭楚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也就是一直以来的政策法规以及一些利天下的宣传，使得军备体系可以正常运转。
当然，只要经济雄厚，体制得当，训练有法，就是一群人渣、人贩子拐卖过来的人口都可以训练成一支拥有足够纪律的强军。而且终究这还是一支有着利天下信念的军队。
墨家这几年到底代表着谁的利益已经是一清二楚了，说是利天下，实际上墨家终究还是一脉相承地代表着城邑手工业者以及他们的更高形态的利益，自耕农不过是他们的兵员。
这便是理性的说知之术的可怕之处，冰冷无情，正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天道天志学说的准确贯彻，不可能做到全民的仁和全民的义。
不过对于还处在贵族制度压迫束缚之下的农夫，哪怕是墨家不是农家描绘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农家幻想，却依旧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更好的生活。
不是墨家做的太好或者切身就是一个农夫的利益学说，只是因为贵族们做的太烂，把庶农工商都推到了贵族的反对面。
自耕农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军功爵制度成为拥有农奴的地主，要么重工商政策成为作坊雇工或者农业雇工。至于既是股东又是雇工的第三条路，走起来太难，墨家已经基本放弃在泗上之外推广。
墨家既然断绝了第一条路和第三条路，那这些人的命运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将来也已注定。
但于此时，这些多多少少听过墨家宣传的楚国的被俘农夫，还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喜悦。
这些申地的俘虏很听话地接受了墨家宣义部的宣传，自己用简单的工具搭建了营寨，抓出了贵族，推选出了有威望的人让他们自行组织，就被收拢了武器留在了原地，还有一些墨家的伤员和几名医者也留了下来。
六指挑选了几名贵族，让他们回到楚王所在的大营告诉楚王这件事，并且递交了一封敦促楚王投降的书信。
……
楚国主力所在的大营内，六指帅军北上渡过巴水包围申公的消息，再一次让楚国君臣陷入了混乱。
此时申公被击杀的消息还未传来，几名大臣指责昨日在那说什么渡半而击的左司马道：“君有妙计，可惜墨家众人并未去江南。”
左司马也不言语，心中暗骂到那日一问你们该如何做都没有言语，今日却还嘲笑。
楚王道：“如今墨寇已渡巴水，邾城危矣，如之奈何？”
墨家派出的精锐小队楔入到楚军大营和邾城之间，袭杀运粮之人，人少就打，人多就跑，而且往往是刚刚靠近，便有人用楚语高喊粮食是王上的、命是自己的，一哄而散。
人数不多，可是却让楚国君臣心惊肉跳。
邾城是他们的后勤补给所在之地，也是他们后撤的唯一一条路，一旦墨家的想法是攻取邾城断其归路，则大势去矣。
旭城君道：“墨寇精锐在北，那么留守沙洲的人数必不多。不若趁此机会，攻取沙洲，使得舟师可退。”
阳城君道：“申公被围，理应相救。若救，如何能够再分兵？墨家野战之威，你亦非是不知。分兵解围，必要大败。”
“若大败，纵得沙洲，通于江南，又有何用？主力败，则邾城必失。邾城失，我等退路皆断，岂非都要饿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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