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土地是不可转让、售卖的，也就是说，这些土地是归属于“楚王”所有，农夫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一成之地共百井，社员占据六十五井，剩余的三十五井，便属于是“藉田”。
藉者，借也。
籍者，书册也。
这两个籍和藉，不是一回事。
竹字头的籍田，是每个农户拥有的、不能转让售卖的、楚王所拥有而分给民众耕种的份田。
草字头的藉田，是整个村社需要耕种的公田，藉为借，也就是借助民众之力耕种的公田。
换而言之，这个村社整个是属于楚国那名中士的封地，中士理论上不能够侵占民众的籍田，但民众需要集体耕种藉田。
一成之地，需要出革车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百人，战马五匹。
这名中士受封于蕲，他的俸禄也是从封地中出，包括战马和马车，名义上都是那三十五井、也就是三百五十亩的土地作为军费维持的。
而村社名义上有权因为孤寡老贫等缘故，从公田中分出来一部分粮食供养这些孤寡老贫。
所以落后的楚国的村社，有着浓重的春秋之前的残余，村社既是军事单位，也是一个小范围的社区，当然也可以看作是贵族的采邑。
不过这一切都是理想状态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士征战，拥有自己的家庭奴隶，前期依靠公田制度，使得村社的民众开垦了公田，然后中士以自己的家庭奴隶来耕种“公田”，变公为私，实际上这些土地成为了他的私田。
但是民众的劳动义务并没有解除，所以每年还需要继续开垦土地作为公田。
一个中士不可能只有自己，还有自己的隶子弟、奴隶等，以及下属的两司马、卒长之类的更低一级的人。
这些人是自耕农，不需要履行劳动义务，取而代之地是他们拥有少量的特权。
征战的时候，楚王下令征召到大夫一级，大夫再征召到士，中士依靠自己在村社的两司马和卒长组织民夫，准备一辆革车，几匹战马，以及中士自己的奴隶加入到楚王的军中。
奴隶的生活，未必就比村社的农夫要差，相反有些时候更好一些。
尤其是中士需要自己身边的精锐私卒，这些从奴往往承担着中士身边精锐的角色，然后才是大量的徒卒炮灰。
农夫要承担极重的封建义务，不只是要耕种公田，还要养育马匹、割草、为中士修缮房屋、为中士准备茅草、酿酒、做木器、伐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逃亡的成本略高，因而只要过得下去，这些人倒也不会选择逃亡。
一则是人是社会动物，离开了社会的话自己很难生存，孔子于泰山感慨一番苛政猛于虎，这里的话则需要面对扬子鳄、犀牛、老虎等等一些列的可怕的动物。
二则是互相之间监视，逃亡的话两司马和卒长之类的狗腿子们也不会答允。
这就构成了一个标准的、类似井田制下的低阶贵族的采邑，由军事贵族、贵族扈从和从奴、农兵徒卒组成的一个基本的作战单位。
当然，这也就是楚国三十年前被三晋打的抱头鼠窜、如今被墨家轻而易举地从长江口攻到鄂州的一个因素。
《易》中有句话说的好，所谓“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其实把《易》看作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的反应而不是那么玄之又玄的意思，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邑是采邑、井是土地制度生产关系，某个人因为不得人心换了采邑，但是不改变生产关系，实际上还是换汤不胡换药，换了个贵族统治，还是一个鸟样，对统治阶层而言则是无丧无得不影响统治。
这种原始的村社制度，是符合原本的传统的，理论上也是很完美的，可问题在于现实永远不是理论上那么完美。
占据土地的中士们，将公田变为了自己的私田，然后继续开辟新的公田以此作为军赋支撑。
农夫们跟随征战，荒废了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有余粮，也没有余力开垦更多。
中士征战，可以获得奴隶之类的赏赐，然后继续扩大自己的私田，继续利用封建义务促使农夫耕种自己的私田和公田。
这就是为什么各国变法会有那么大的反对：按照田亩收税，承认私有制度，中士的土地那么多就得多缴税；按照子产那种变革，清查田洫，你是中士你就不能拥有三十五井之外的土地，那么贵族们当然反对。
而作为一个诸侯国，在纸张、私学、印刷等技术和思潮出现之前，贵族又是诸侯国的统治基础，所以诸侯王公没办法动，动的话等同于动了自己的统治基础，税收不上来、兵征召不足、没有足够的官吏，那还统治什么？
故而此前的战争，也都是要打仗了，开始征召。
下令之后，各个采邑的贵族带着自己需要承担的军事义务跟随出征。
开战之后，军事贵族们乘车冲击一番，扈从和从奴们跟上，打一顿，或赢或输，然后回家。
一直如此，直到中原地区生产力进步，使得不需要三年一换田、使得生产农具逐渐不适用于这种制度、使得农夫不愿意耕种公田而也想开辟私田，于是开始了种种变革。
蕲春社的运气不错，至少比起鄂邑附近的封君封地的农夫运气要好，至少时代进步的冲击对这里影响还小，而时代进步的罪恶先行影响了鄂地封君附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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