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封地之内，农夫给封建主劳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农夫缴纳一下实物税，没有大规模的交易。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齐国的这种畸形的庄园主经济和宋国泗上周边的情况还不同。
泗上周边，那是最开始那里的宋国贵族也看明白了，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军事力量。
况于他们距离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关于农奴束缚奴婢奴隶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边，强制的人身禁锢措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逃亡。
所以宋国靠近泗上地方的贵族采取的做法是：侵占土地、兼并土地、改良技术、购买新器械，将用不掉的人口赶走，爱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术的进步经营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赶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罢，和他们再无关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资、获取最多的利润。
齐国这边则是保留了农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现后，三五亩籍田总不至于饿死，剩下的则继续保持藉田的劳役地租，使得农夫被困在土地上，为贵族拼命劳作。
泗水周边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齐国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更为严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连坐法的实施，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至于饿死，总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牛羊、毛、粮食、酒类等可以生产出来许多，通过海运的途经源源不断地运抵泗上。
齐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粮食、烈酒、棉花。
齐国进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铁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学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封闭以及齐国在春秋末期工商业最发达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发达远胜于别处，商业政策怎么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业不发达而且紧邻着高度发达地区，商业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国家崩溃。
现在这么搞，官山海变为了官关税，田氏垄断着对外进口贸易，收取税金作为军费；贵族们出口粮食缴纳出口税作为对田氏的支持。
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不是说齐国现在不能战斗。
就现在中原这个局面，把赵国刨除，魏、韩、齐三国最能打的其实是一直闷声不敢卷入战争的齐国。
但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维持，一旦有一次战败，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内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发出来。
不是齐国想这样走，而是齐国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又距离泗上太近，不得不这么走。
贵族需要钱，因为泗上的那些手工业品要用钱买，可他们家里没有金矿，变不出钱。
怎么办？只能选择从封地入手，而且只能选择兼并土地经营对外出口粮食棉花等，要是靠着以前那种劳役地租井田制度，贵族就得吃屎，就得过上远不如泗上一个小作坊主的生活。
田氏需要贵族的支持，庶农工商再怎么笼络，也比不过墨家的道义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既然这样还笼络个屁，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利益同盟上。
田氏需要军队，需要集权，那么就需要钱，需要军费，需要军官阶层，需要贵族支持。
田氏不想让国内的贵族走他们当年走过的路，那就得将一些大城邑笼络在自己手里，那些边缘地区不如完全交由贵族控制。
贵族不是没有从奴私兵，可这点从奴私兵已经完全不能和中枢对抗了；但反过来中枢的常备军军官和中枢官员又都是贵族出身，田氏也不可能对贵族采取极为激烈的手段。
这是当年齐墨战争时候上一任齐侯就定下的大略，一直不变，于是发展成了这般模样。
虽然畸形，但却足以吊打燕国。
可齐国却不敢乱动，因为对外开战墨家不会允许齐国扩张，这就使得齐国陷入一个诡异的悖论之中：齐国理论上可以打得过魏、韩、燕、卫；但齐国对这四国任何一方下手墨家都会背刺；魏韩燕卫打不过齐国，而齐国打不过泗上，于是齐国在不能打得过泗上之前也永远打不赢魏韩燕卫，所以实际上齐国谁也打不赢。
泗上的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对于齐国的态度也很微妙。
泗上的粮价很低，可以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当年万民制法否决了对进口粮食增加关税之后，实际上墨家已经背弃了小农的利益，工商业者很高兴。
可齐国每年卖出去的货物让工商业者又很不高兴，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齐国贵族的封地上，泗上整天缺人，缺的使得铁轨、蒸汽提水机等等但凡能够省人工的技术只要出现就会被用上。结果齐国大量的人口还在给贵族们无偿劳作，甚至还不准迁徙逃亡。
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贵族的封地上，农夫一个钱都没有，啥也买不起，本来能卖出去十匹棉布结果只能卖出去三匹，这使得工商业者们大为不满，而且齐国又近，泗上的工商业者们整日叫嚣对齐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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