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复兴，唯有此途。”
公子罃心腹道：“此事滋大，非我能主。我要即刻前往洛邑……”
目送公子罃的心腹离开，庞涓心中另有打算。
在他看来，魏国的路，只能这么走下去了。
他在西河许久，久历军阵，又多读书，看出了魏武卒的问题所在。
三十年前，魏武卒是天下第一强军，无可否认，因为魏国是第一个搞纯步兵方阵的，也是第一个开启了半募兵加府兵制先河的。
那时候魏国四面扩张，每一次扩张便意味着土地、人口，便意味着可以让军功转化为实在的利益。
三十年前，魏武卒们都还年轻，一旦被选拔，整日脱产训练，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打五个农兵的。
一个新被选中的魏武卒，家中有足够的土地，家中的兄弟父母不需要服役，只需要在家耕种，家里的一切都是从军之人赚来的。
一些立下了军功的，还能有奴婢隶农，从而使得家庭可以养得起一个真正的脱产士兵。
除了军中发的兵器、弩箭等，自己还可以购买更好的皮甲、自备驼载货物的马匹。
那时候没有火器，没有火药，甚至劲弩都少见。
那时候弓手还是以村社的乡射制度选拔出来的，各国的弓手数量都不多，秦国还在用古旧的战车。
脱产训练的武卒防守反击和结阵冲击，无人可挡。
然而，三十年后，种种问题开始显现。
越来越多的脱产武卒老了，老了之后让儿子接任，战斗力就难免下滑。
魏国二十年打了三四场大战，战战皆败，根本没有多余的土地和人口奖励军功。
泗上的火药和火器改变了天下的局势，青铜车战时代无敌天下的武卒，在新时代下已经落伍。
一个秦人的火枪手，可能只是一个训练了一年的农夫，一样可以用简单的手段打死一名脱产训练了二十年的武卒。
火药的出现，在三十年前拉近了泗上那群农夫和脱产的士阶层在武力上的差距。
放到西河，也是一样。
这些新兴的军事自耕农或者叫军功小地主太昂贵了，都是冷兵器的时候整日训练的优势太大，一辈子服役和那种平时训练几日战时征召的农兵大不相同。
可现在，一名武卒的开销足够供养四五名征召起来编练军阵的士卒，而四五名手持火铳列阵对射的士卒是可以胜过武卒许多的。
魏国没有强制分家，武卒的待遇是按照家庭计算的。
所以魏国经常会有一些十几口人的大家庭。
这种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因为供养出了一名武卒，所以他们不需要缴纳赋税和劳役，大约四名青壮男性受庇于做武卒的兄弟，带领依靠战功和战利品换来的隶农奴婢在土地上耕作。
一旦成为武卒，不需要服劳役，单单是这一点，就比普通家庭要强许多，劳役会毁掉一个自耕农家庭，而有人服劳役有人不服劳役则是土地兼并的最佳手段。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年的那批老武卒，哪一个家里不是七八百亩土地，七八个隶农，十几个家人。
除了这些之外，一名武卒身上的武器、衣甲、粮食等，又需要大约两名青壮劳力在后方。
当年的变法，变得不彻底，导致了现在魏国内部旧贵族腐朽不堪用、而新锐的武卒也开始成为了利益集团不能轻动，这就是魏国现在面临的变革困境。
庞涓素有大志，认为自己若有机会辅佐公子罃，便可尝试着进行变革。
太激烈的变革在魏国难以实施，所以庞涓想到了一种不动多数统治阶层利益的变革方式。
那就是先利用公子之争贵族之斗下手，转移矛盾。
既然对外战争连战连败，魏国不能破局，不能够分配足够的利益使得新贵旧贵都满意，那么就趁着公子之争，杀一批旧贵，利用他们的土地喂饱新的军功地主。
这些新的军功地主出身的武卒，职业为兵，论及训练程度和纪律性，都是比一般的农夫要强得多。
西河之败的缘故，不是武卒不能打了，而是秦人的数量太多，使得武卒难以在“公平”的条件下作战。
庞涓遍观这三十年的战争，认为在火器、骑兵、步阵出现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会战之中战胜两倍的敌人，包括泗上那些军队也不行，除非是双方的训练和士气相差太多。
所以他认为魏国军制的方向，就是将武卒从“卒”变为“士”，从兵变成军官，拆散武卒，弄出一批职业的军官阶层，代替那些不合于时代的腐朽的血统士。
武卒整日操练，其纪律和战斗力，都不下于那些血统传承的士，而且相对于正统的士，这些武卒占有的土地相对而言更少。
将西河武卒拆散，以他们为底子，作为基层的伍长、司马长之类的军官。利用征召的农兵作为士卒，很快就可以拉出来一支政治上可靠并且依附于王权；战斗力上低于纯正的武卒但是却依旧可以一战的军团。
献祭一批旧贵族，比如趁着这一次公子罃和公子缓之争，把公子缓和公子缓一系的心腹贵族做掉，让大约五千户武卒瓜分掉他们的尸体，成为魏国的新一批低阶军功贵族。
这些武卒出身的老人将会成为军官，充实着将来新建的军团，大量征召的农夫和城邑手工业者，不需要为何而战，只需要他们头上的军官知道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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