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看了一眼适，忍不住笑道：“适，我们虽然不如你懂九数，可是你不要总以为我们蠢笨？这样的利害我们能分不清楚吗？可你们不做，我们谁人敢做？去岁秋季约法的时候，众人对墨者尚不熟悉，如今已经可做了啊！没有人会蠢笨到分不清利害的，我们不懂九数，可我们真的不蠢。”
PS：
计然定谷价事，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计然，按活动年代算，应该是晋顷公的同族兄弟，但不是一宗的。他这一支应该是在晋国七十年内乱时候逃亡出来的公子，贵族是肯定了，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后来游历越国，收范蠡为弟子，传了七条治国之策，范蠡用其五而灭吴。计然的事，也足以侧面证明，这时候磨盘还未出现用来磨粉，否则麦价不可能这样低，四斤麦换一斤小米……
第一二九章 半岁荏苒弊邑治（九）
公田赋改私亩税，实则就是把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
对整个宋国而言，这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因为赋不只是粮食，还有与之对应的军事义务变革带来的军制改革。
极难。
只改公田赋为私亩税，粮食可能收的一样，然则原本的军事动员体系也会瓦解，难以适应。
公田不只有君主的，还有一部分贵族的，那些农户需要履行对贵族的封建义务。
这种变革，适根本不在意远在商丘的宋公，在意的是本地的小贵族。
战国时代的很多变法变革，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触动贵族的利益，而是在保留贵族利益的前提下，将贵族的劳役地租收入变为实物地租收入。
贵族所拥有封地辖区内的公田，变为贵族私田，再由租赁、经营等方式获利。
这种变革如果生产力再发达一些、货币交易更为盛行一些，很容易发展出雇佣经营性质的农业。
《韩非子》中，曾说过类似的场景。
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韩非子也是讲利害的。
而且对利害的定义，也正是用的《墨经》中定义的利害。
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恶，则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只不过作为诸子之一，韩非必然也是大毒舌，他也曾用毒舌评价过墨家学说。和墨子对待孔子的态度一样，对于本人很赞赏，但是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极为反对。
说是墨子水平那么高、手段那么多，为什么楚王不用他？韩非子编造了两个故事，说是曾经秦伯把女儿嫁给晋公子，结果晋公子喜欢陪嫁的媵妾却不喜欢秦伯之女；郑国人卖珠宝，把珠宝盒弄得很漂亮，结果人家要了珠宝盒送还了宝珠……墨子就是这样的问题。
韩非子认为，墨子的手段很高、技术很好，但是他错把墨者之义当做珠宝、把自己的一身本事当成了珠宝盒；你以为你最重要的是你的义，你把你的义作为秦伯的女儿，把你一身的本事当做陪嫁的媵妾，实则人家只喜欢媵妾不喜欢你认为重要的公主……君王看重的是你的本事，而非你的道义。
买椟还珠，用韩非子用来毒舌墨家的；守株待兔，是韩非子用来毒舌儒家的。
他这个故事说的，说的是地主给雇工吃得好、工钱结算的快，不是因为心善也不是因为爱雇工，而是这样雇工会好好耕耘。
雇工给地主努力工作，也不是爱主人，而是为了挣钱。
他算是第一个把这种利益关心很裸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诸夏第一人，比起后世封建主宣扬的仁爱地主与租佃的和谐与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样的故事，在适听来就是经营性质的农业的反映。
这些土地肯定是靠近城郭的土地，所以可以供给城市将收获变为商品流通，从而获利。
而且从事这些行业的，很可能是一些城市出生的人，他们没有土地，手工业受制于农业生产难以获得高利也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从业者，所以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耕耘土地。
这属于什么性质的经营方式已然很明显。
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恐怕也不是自己开垦的。
应该就是变革过程中默许了贵族占据原本的公田，而将公田自然地变为贵族私田，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由劳役农奴变为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
这是进步的。
这样的事在沛邑一样可以用，现在的矛盾不是人多地少土地兼并，而是旧的农奴公田体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苇的期盼，不只是平民阶层的期盼，也有一部分落魄贵族、或是由原本的劳役地租贵族转化为新兴地主阶层的期待。
墨者要做事，必须要有一个支持的、代表的阶层。
而这个阶层的主体就应该是自耕农、新兴地主、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联盟，来对抗旧的血统贵族和近千年的诸夏贵族传统。
旧的血统贵族已经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新兴的地主阶层商人手工业者还处在旧血统贵族旧统治的压迫之下，不断膨大拥有了一定的力量；一个有明确目的、吸收了大量新兴阶层力量和代表他们诉求的团体已然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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