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矛阵的矛手最适合这句话，因为长矛阵这种极为依靠阵型完整的战阵，正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一种极端体现。
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依靠身边的伙伴队友来保护，自己也同样在保护其余的伙伴同袍。
此话一经提出，不仅在义师中大受欢迎，也很快成为了一句沛县墨者常用的话。
因为，听上去正可符合墨子“兼相爱”的学说。我爱人人，人人爱我，我自人人中，故我爱人人亦爱我。
高孙子听适这么一说，似乎有些明白过来，说道：“你是想说，长矛阵中的人，心里未必爱其余人。但在别人看来，他们就是在爱其余人，看上去正是兼相爱交相利？”
适笑道：“他们是最容易相信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一批人。因为从功利实利上看，这样做都可以得到实利。”
“所以，我始终觉得，兼相爱、交相利，便是最终的乐土。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场，不是可以一步跨域的。”
“期间的苦楚，是不得不经历的。”
“乐土九重，恐难逾越。”
“旧的苦难去除，新的苦难也会出现。只有达成最终兼相爱、交相利后，才能够去除一切苦难。”
“但巨子曾说，权，以大利小利相较，大利为利小利为害。所以，每一次进步都是利天下。”
墨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功利比较，从王子闾之事墨子的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个人还可以，但是距离做一个大仁大义的国君还差得远。
尤其是墨子很看重“权”这个字，权衡利弊，明确指出一件事必须要考虑利害，选择出利大而害少的去执行。
最终这又绕回了“利天下”这个概念本身，有明确的概念、纲领、未来，就可以比较。
墨子认可“兼相爱、交相利”是天下的最终形态，但却绝不是一个只靠耍嘴皮子讲道理的人。
说他是绝对反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墨子一生杀的人多了去了，而且动辄鼓动“鼓而使众进战、攻不义之国”，认为发动对不义之国的战争是大利天下。
说他是个充满恻隐之心的圣母？守城术中一排排的“斩”、“断”、“诛”、“族”更是历历在目。
墨子做事，权衡利弊。当然，利弊需要有标准，这标准就是天下，而天下到底怎么算利？天下包括什么？墨家又有自己的解释。
当墨子说出“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之臣”、“君、臣民之通约也”之类的话时，这个天下的概念就必然包含了“庶农工商奴僮贵族王公”……
于是，利弊，在功利的衡量下，就成为了一道比较大小的加减法：天下绝大多数人的利便是利，为此可以毁掉小部分人的利。然而墨家概念上的人，是平等的也是包含庶农工商的，那么损谁的利才是利于大多数？那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说，墨家认为可以拔一毛而利天下则需拔，那么世卿贵族们既不肯主动拔，那就只好用暴力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以利天下了。
可能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墨子所想的，而是适所修正的。
但是，墨子留下的墨家是讲逻辑推理的，所以也就留下了无限可能。按照墨子给出的一系列东西，很容易被适利用推理出他所想要的结果。
当适谈到大利小利、大害小害的时候，高孙子终于不能够立刻反驳。
适则抓住机会，又急问道：“就像是……现在沛县的制度，于天下是为善政仁政义政。若放在尧舜的时代，是可以的吗？”
这个问题，不需要适去回答，也不需要高孙子立刻即刻思考，因为墨子早已经给出了答案。
子墨子言：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
墨子说，说尧舜治理天下是善政，那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且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尧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善政。
但是，如果直接照搬尧的政策拿到现在，那就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了。
这句话的本意，是哲学层面的，但跑到适这里，却很容易和那个“九重乐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辞结合在一起。
高孙子默然。
适又道：“为什么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因为天下变了。尧舜时代，一如鲁阳公所说的桥夷，只有石器为工具，所以尧的政策符合于当时的情况，也就是当时乐土。”
“如果以沛地现在的政策，前往尧时代，却没有沛县现在的铁器、耕牛、种子……那么一定会天下大饥大乱。”
“是这样的吧？”
高孙子又点点头。
适乘胜追击道：“子墨子又言：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尧既为天子，又行善政，可知那时候的‘义’是可以利天下的。”
“然而巨子又说，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也就是说，尧那时候的‘义’，与现在可以利天下的‘义’不同。是这样的吧？”
这是一个完善的逻辑链，高孙子学于墨子，自然也习惯了墨家的逻辑，思索一番点头道：“这是无可辩驳的。但义虽不同，仁却相同。尧舜必然是心怀爱天下之心，才能够制定出利于天下的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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