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解释权的问题，按说教育这种事是周天子、霸主和大国国君才能做的。
但是墨家一直在强调天志，并且一直在说“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所以教育倪子那是“代天而教”，天存不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墨家宣称自己掌握了天志。
因为墨子之前就今天骂秦伯好战，明日骂越王好战，后日喷鲁侯愚钝，偶尔说说齐侯智障，这骂的基础就源于天志。
倪子接受不接受，不取决于道理本身，取决于墨家的军力。
周天子若能灭杀墨家，自然可以说天子才有资格讲天志，然而周天子并没这个能力，于是倪子只能听。其余诸侯想要讲“礼”的道理，得先把自己身上的屎擦干净，然而他们并没有成体系的道理和意识形态，现在五德之说又未出现，儒家全面势微，在意识形态体系上没人能和墨家一叫雌雄。
至于天志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是世卿贵族理所当然、亦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民族大义、还是克己复礼、亦或是分封天下、甚至是君权神授，那又是自身道理体系的问题。
掌握解释权，就如同科举本身，是极好的文官选拔制度，而关键在于考什么。
墨家号称掌握天志、或者儒生号称掌握仁义之道、或者教会宣称掌握了神的旨意，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天下的问题。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天下的方式，如果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就要从小强制接受，潜移默化，这是正常的。
适不怕走错，因为他本身就知道这天下该怎么解释，所以墨家的口号是“同义”、“平等”、“兼爱”。
三色中的那一色换为了墨家的同义，因为墨家不需要鼓动绝对自由来对抗王权和贵族，也因为此时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的力量太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与其鼓动绝对的自由对抗封建，不如先锋队同义来搞掉世卿贵族更简单。
以同义和“天志”为基础，出面教训了倪子之后，滕地的墨者以钱财铁器，购买了滕地民众手中的粮食，那些粮食本就是府库发下去的。
民众无不踊跃，还帮着把粮食用墨车送到了滕地边境修筑的那个堡垒上。
但是墨家也没全部买光，除了留下了民众的口粮外，还留下了一部分粮食，由倪子做个见证人，给越王写了封信。
信上说：两军交战，不应扰民，这是天意，违背必无幸。如今义师买走了倪地民众的粮食，也留下了口粮种子，巨子多说越王乃残暴好战之君，所以墨家担心越王你征集民众的口粮，所以又留下了够四万大军半月之粮，请越王不要抢夺民众的粮食以生饥馑。
倪子为证。
下面又写了越王翳欠墨家一共五万石粟米，战后即要归还，这石正是周制的小石，周制与越制不同，正是讽刺越人没有观中国之政以谋霸主的资格。
粮食的数量一一写的清楚，越王大骂之余，却也无可奈何，这封信已经让倪子在城中宣读了，民众都接受了。
越王翳想当这些小国的霸主，又不好全然不顾国都民众的想法，越国又没有灭国置县的能力。
痛骂之后，即令大军饱食，休息三日，飨食牛羊，以讨滕地！
……
滕城外二十里的那处堡垒外，公造冶与适正在观察地形，许多人正在前面埋填一些巨木。
这是墨家常用的守城手段，这些巨木的作用是测算距离，将来作战的时候作为战场的标志物用的。
之前在沛县的军事会议上，就已经做出来决定，要打一场决战，而不是打依托堡垒的围城反击战。
因为墨家高层对于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了统一：以一战解决掉越国的威胁，将越国压制的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出来，形成对小国的威慑迫使其加入非攻盟，同时又要展现墨家义师的野战能力——如果齐国趁机摘果子，那么还要帮助打败的越人以天下非攻的名义，威慑齐国不准其南下。
总而言之，就是削弱越国，逼越王放弃北方，但又必须保留足够的力量以恐吓齐国，不能赶走了越国又来了个齐国。
守城反击的对抗，其实是最保险的，但是也是最不可控的。一旦时间拖久了，拖的齐人抓住机会背刺越国，那么墨家在这边的局面就不那么完美了。
因此，不论是之前说是为了“夏收”目的的转圈圈，还是现在的各种准备，都是在为一场一举击败越王的野战做准备。
十日前，适带领的六个旅和工兵就已经返回，将越国的大军甩的远远的，在堡垒内已经休息了十日。
这期间，墨家也完成了三个县的夏收夏种工作，基本没有耽搁今年的夏季作物。
义师也在之前全部集结到了滕城，等到适返回后，大军云集，粮食火药和各种军械也都准备充足，堆积在了堡垒和滕城内。
共计十六个步卒旅，墨家的一个义师旅，九门沉重的可以打八斤铁丸的大炮，以及三十六门可以拖拽着在战场上机动的、能发射三斤小铁丸的、可以跟随步卒前进的小炮。
五百名骑兵，八十多名轻装的持弩或是火枪的斥候。
外加七百人的各地的来“助义”的游侠儿、游士，他们主要是作为混战中保护侧翼的一批人，并不指望他们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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