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悔，总是伴随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前景。
相对于现在楚国的局势，楚王真的后悔当年没有遵守和墨家的弭兵之约，否则的话，墨家帮着守卫大梁和榆关，哪至于出现现在这样的局面？
本想着墨家的弭兵盟约是个束缚，现在看来却分明是个杵盾，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
秦国被吴起逼得连洛水都过不去，休养五年，汪之战一战被打回原形，吴起就算离开了西河，武卒余威尚在，秦人依旧不能过洛水。
韩国现在巴结着魏国，有郑国这块肥肉，都在忙着吃这块肥肉，韩魏之间的矛盾化为无形，韩国大有奉魏国为主的意思。
赵国根本不参与中原的事，但是三晋的关系摆在那，虽说各怀鬼胎，但让赵国进攻魏国，那是不可能的。
墨家在泗上，孟渚泽会盟，连楚国都没邀请，对魏楚之战的定义就是“狗咬狗”，指责魏国和楚国违背了弭兵天下的大义，但却转身就和魏国签订了盟约，维持泗上的局面。
齐国不敢对三晋下手，拿着鲁国试试三晋的态度，三晋还没做出表示，墨家却先冲上去狠揍了齐国一顿，维持鲁国的边境，悠然而退，齐国更不敢去招惹三晋。
魏国霸业已成，最后一轮晋楚争霸其实在此时，已经落下来帷幕。
楚王无计可施，国内政局混乱，自己的弟弟在陈摇旗呐喊，给出的条件就是他若为君，必然保证贵族的利益不会撼动分毫。要不是大梁一战死了太多贵族，这份仇恨也能算在王子定身上，现在只怕楚国早就换了主人。
也是依靠着墨家的开矿收入的一部分直接运送到楚王的府库，墨家提供的大量借款，以及铁器等收买郢都的民众之心，总算楚王还能控制郢都的局面。
国弱，就期待民强。
民强，就会觉醒各种不满。
这就像是一杯鸩酒，楚王却不得不饮。不饮，自己这楚王的位子就坐不稳，自己不会去做“贵贱有别”这个礼制的殉道者。
而且，借墨家的钱……有些太多了，按照现在的情况，若不改革，根本还不起。还不起怎么办？还不起墨家说了，谁还得起，谁就是楚王，还不起的，墨家不承认。因为这笔钱，墨家只是做担保，是从“泗上万民”手中借的，要是不还，以墨家那“集公意”的执政方式，很可能就是一场强迫还钱的战争。
墨家不承认会怎么样？这后果不堪设想，总之赖账是不可能的，楚王宁可面对封君的反叛，也不想墨家联合诸国以讨债为名，扶植一个可以还债的楚王。
这种局面下，楚王终于记起了当年弭兵盟约的好，也记起了当年墨家使楚和自己的密谈。
“墨家帮助编练新军，握于王手。”
“控制郢都、鄢郢，不要做王，而是要做楚国最强的封君，才有资格称王集权。”
“变革制度，尚贤为任，私田授产。”
“迁徙封君到边疆地广人稀之处。”
“制定法令，公布于众。”
距离墨家上一次与楚王密谈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些改革的办法，很显然会引发一场楚国政局的震动，若非到了逼不得已之时，楚王不会用。
当年密商之后，韩赵死了国君、郑国内乱，楚王看到了希望，优势之下，自然不会用墨家这一套可能会“伤筋动骨”的激进变革。
现在数战之后，丢了淮北颍水，中原沃土尽数丢失，国内混乱，民意沸腾，这种情况下已经是伤筋动骨了，再不改革那就只能等死了。
他既是楚王，也是熊疑。
作为楚王，他需要改革，振兴楚国。
作为熊疑，他需要改革，压制自己在东边立国的兄弟，防止染指王位。
改革需要贤才。
改革需要外力帮忙，压制国内的贵族。
改革需要借款。
改革所有需要的东西，墨家都能提供。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如今墨家一部分人在巴蜀熬盐，沿大江而下，楚国很多城邑的盐被墨家垄断。巴蜀其余的熬盐者，根本不能获利，因为当年的借款条约中，墨家有免税凭证，不需要缴纳税款，而其余别家的都需要缴纳税款。
南阳宛城的冶铁作坊，已经聚集万人，每天源源不断地将大量的铁器沿着汉水纰水而下，郢都附近的一部分自耕农已经得益，但是却需要偿还好几年的贷款才能够还完铁器的钱。
云梦之下的鄂城，鄂君与墨翟有旧，在那里开展的一系列的单纯技术上的变革，开辟了粮食产区，那里的粮食又源源不断地被墨家收购，运送到下游的越地陵阳，供给墨家在那里的铜矿。而从越地而来的、装着糖、铁器、酒、棉布、除湿的辛辣香料、瓷陶、玻璃等物，又成为贵族封君追捧的热销商品。
鄂地的变革，楚王有所耳闻。鄂君将自己禄田上的封地全部收回，不再实行公田制，而是将那些禄田上的农夫作为农奴，让他们耕种自己的禄田，收益全归于自己。
此外，每个农奴划分了一小片土地，种植土豆和地瓜，来补贴家用，每年发放一定的佣金给那些在禄田上耕种的农夫，维持一种饿不死的状态。
因为……有利可图。尤其是墨家在越地的陵阳开矿，急需大量的粮食，而墨家的货物也让鄂君需要更多的钱去换取。粮食，不再是鄂君所需要的，粮食变为商品化为钱，才是鄂君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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