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那些延续了十多年的‘报’，仅仅是为了让市井之人觉得神奇、像是戏法吗？”
“也不枉你跟随巨子求学多年，虽然二十年前叛墨而出，可是那些道理你不该忘记啊。陶罐是陶罐，陶泥是陶泥，你不能够说陶泥就是陶罐。”
“如果你要是认为陶泥就是陶罐，那么就可以认为，粮食就是水、肥、气。”
“你连墨家辩术的基础都忘了，也难怪你忘了巨子的义，而求个人的欲利。”
这一番话说完，对面两人的脸色更红，低头不敢与索卢参对视。
索卢参叹息一声摇摇头，说道：“如今墨家的学问，已经完善，你们用这些臆想的学问去攻讦，那不就像是当年巨子所言的用鸡蛋去碰石头吗？”
“要么，你们就不要说什么利天下、天志规矩。你们这么做，为了不过是个人的私欲，却偏偏要扯什么利万民、天志规矩，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吗？”
“你们呀，这是在战场上逃走，却不知道羞愧，反而非要说自己逃走是一种英勇，这才是可笑之处啊！”
几句话怼的两人不能反驳，无言讷讷。
墨子曾言，天下万物的本质本源，都是相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尤其是在这场索卢参与的这场争论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在某些层面上是相辅相成的。
正如当年重农学派的基础就是认为农业是唯一可以增加世界的“物”的人类活动。
这个学派彻底倒台，源于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在之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后彻底没有了信徒。
然而这个学派原本可能不出现，因为拉瓦锡证明了“质量守恒”是在1777年，真正发展并且完善、被天下人所接受更是要到一百年后。
假如质量守恒学说早数百年出现，那么重农学派的根基也就垮掉了，因为在质量守恒的宏观概念和微观概念下，农业并没有增加“天下的物”，那么这个学派的物质基础就不会存在。
经济学概念能够反驳的东西，有时候也可以用自然科学来反驳，天下的思潮就是这样的神奇，而往往这种反驳竟是致命一击，釜底抽薪。
抽象的思维，必然源于物质的基础，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当物质基础改变，一些理论还未发扬就已经成为了臆想，不可能被天下士人学说门派接受。
天下的制度，也必然源于物质的基础，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所以墨家这些年一直在悄悄改变世界的基础，以铁器牛耕火药，来瓦解世卿贵族存在的物质基础，等待着天下基础成熟，然后再做他们想做的事。
慢慢的做，等水到渠成。而不是先挖渠，等待水来。
如今这水，还不够大。
而这水，正在逐渐漫涨，正如自然科学和平等博爱等思潮源于“文艺复兴”的基础，既有复兴，必然可知在复兴之前曾有过湮灭和消亡，所以才能称之为“复”兴。
如今诸夏之地，也正是百家争鸣将起之时，若不曾湮灭，又何必“复”兴？
第二十八章 同义
索卢参从始到终，一直没有谈利天下。
但是最后的那番话，实际上也就是在告诉对面那些人，他们的做法是在害天下，因为他们“利天下”的基础——农业是社会财富总和增加的唯一手段——是错误的。
基础错了，之上的所有推论都是错的。
既然没有什么利天下的可能，那就只能赤裸而又肮脏地只谈政策本身，是否能够利秦君、利叛墨集团。
两个脸色羞红的人，终究在真理面前无地自容，不再想着当了婊子却还要立牌坊的幼稚想法，也终于在几番尴尬的酒水下肚后说起了秦地变革的第三步。
而说到第三步的时候，索卢参一口酒差点喷出来。
因为对方说的第三步，叫做“上下同义”。
高个之士低头道：“墨子曾言，欲要成事，必要上下同义。是故要做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索卢参闻言，忍不住说道：“你我相识也算三十余年，我今日才知道，你原来姓卢！”
高个之人自然不姓卢，但既是贵族出身，索卢参话语中的讽刺自然顷刻了解，这是用了《襄公二十八年》中断章取义的典故。
他却道：“民智未开，秦地与泗上不同。泗上可以做到集众义分是非，秦地不能。”
索卢参也不反驳，又问道：“那你又是如何做的？”
高个之人从怀里摸出一小册书，书名用的是墨家的贱体字，书名是《耕种法》，然后问道：“你认得这上面的字吧？”
索卢参翻看了一下，里面的字用的都是墨家的贱体字，点头道：“这当然认得。”
高个之人笑道：“所以，还是要感谢适弄出的文字和纸张啊。秦篆复杂难写，学来不易，编户齐民统治基层，又需要大量的识字官吏，所以胜绰便借此字、此纸，编纂律令。”
“并且规定，这些文字，便是秦地吏人之书，称之为吏书。有了纸张和文字，便有了上下同义的基础。”
“我们编纂了政令、法度，如何稼穑、如何种植、如何牛耕，这些都可以从你们那学到，然后定下来怎么做，以官吏强制教授农夫，产量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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