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小贵族能够在变革中获利，受到利益的驱使自发地转变身份，成为经营性的地主和农场主。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沟两条运河，让河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勾连和黄河和长江的水系让这里的商业可以对外扩展。
对越国的战争获得了各种商业优惠，成为商品倾销地的同时，也让越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国内乱之后墨家在楚国的渗透，也让长江一带的楚国城邑成为市场；百越等蛮族在水运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倾销大量的货物，换取北方急需的各种商品……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行“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历史线上的商鞅在秦国的变革也是如此：秦国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观秦简，卖什么的都有记录，唯独没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若非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读墨家的书籍，或许他们也难以理解泗上的发展，正如吴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发的感慨一样。
技术变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力量，但是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制度更能激发这种力量，遥远的秦地连铁器尚未普及。
于是还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见一切，便只能望而兴叹，感慨莫名，虽知善政却不能行亦无力行。
第三十七章 闲谈
赞叹与羡慕之后，吴起也有了别样的疑惑。
自己在西河编练武卒，成为武卒者家庭免除一部分赋税要徭役，于是人人以入武卒为幸。
胜绰等人在秦地的变革，是以军功授田，发配农奴仆从，以此让秦人好战，战能得利。
墨家既然以为“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以利道之，那么墨家又是怎么保证从军之人能效死战的呢？
这是吴起没有想通的，因为他觉得最好的士兵一定是自耕农，而陶丘本地的义师多以手工业者为主，这样的军队能够作战而且获胜吗？
本来在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民众一定是“民富而孱弱”，若是民众都富，谁人愿意打仗？
秦地的变革，那就是让每个人都处在贫困之中，以战争诱惑这些人依靠战争获利。
施以重税、加以重罪，寻常人很容易犯罪犯禁，这样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罪囚和贫困，以此才能让人好战，战争几乎是唯一一种跨越阶层的手段。
以乱世之国论，吴起认为这才是乱世天下正确的选择。
可是泗上这里却截然相反，使民富的同时，又能够在潡水、最等地，连续击败天下强国。
这很让吴起不解。
眼看就要入城，吴起便生出了在陶丘中行走观看的想法。
因为他不只是个将军，更有入相变革之才，这种视野让他不只是关注军事变革。
揣着这种想法，伴随着车队缓缓进入陶丘城，吴起在马车上听到了万众欢呼的声响，陶丘本地的人组织起来，就在道路两侧迎接索卢参等人的归来。
这应该是有组织的，也和墨家在这里的讲学息息相关，而且这里的商人早在半月之前就看到了墨家的“新报”，上面介绍了一些极西之地的国度风情……以及商人最关注的“转运丝绸、玻璃，百倍之利”的诱惑。
越靠近泗上，入城之后的欢呼声越大，也让那些跟随索卢参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归来的人感觉到自己这件事的意义。
数百人入城后，就安排在城中的馆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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