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多,有军汉敲响铜锣,从外送上考题。
考题为:变与不变。
看到这道考题,王旭便知道是杨启年出的,只有他才会计较变与不变的问题。
这个题目很广,既没有说变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不变,考生可以围绕这个题目自由发挥。
重情义的人,可以写情义之变,以小见大,写人间百态。
重利益的人,可以写商人之变,字字珠玑,讲人世浮屠。
要是不怕死的,也可以写朝政之变,法律之变,聊一聊新政与变法。
当然了,以杨启年的性格来说,你写的越好,他就越膈应你,跟保守党谈改革与变法的重要性,就像跟女朋友谈化妆品的危害性一样,有一个听得进去就算我输。
杨启年是个读书人不假,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你要是个鸿儒,可能还能跟他谈谈这些问题。
可你是个考生啊,在杨启年手底下吃饭的,跟主考官唱反调,你想不想混了。
王旭听到这个题目,就知道今年的寒党,还有那些支持改革的读书人有难了。
不对,身为保守党的杨启年,被调到江南执政,又给出了这样的考题,不像是无意而为。
王旭心中一惊,该不会朝堂上的朱党大佬,察觉到了寒党想要复辟的心思,派杨启年来割韭菜吧。
寒党能够执政靠的是什么,一半在于当今圣上的支持,一半在于那些穷苦出身,原以为百姓请命的读书人,严格来说是那些寒门进士与举人。
这种人被扼杀的越多,有分量,有话语权支持改革的人便越少,压一压潜在的改革支持者,便能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减少无数的反对声。
想到这里,王旭目光一亮,找到了问题所在,这篇策论的题目有了。
“墨之忠义在于守规,商之忠义在于守则……”
王旭提笔便写,以墨守成规与商人守则为出发点,为不变写了个开头。
墨者若变,墨便非墨。
商人若变,商为奸商。
墨家的伟大,就在于他守规则,从不逾越,所以墨者可以成为全天下最可信任的人。
商人的伟大,在于他守护自己的制度,只有如此物价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变就一定好,不变就一定不好。
王旭以墨家和商人为例,写出了不变的道理跟效果,并以汉·晁错《论贵粟疏》为例,写出了朝令夕改的错误。
治大国如烹小鲜,最需要注重的是火候,火候太猛就糊了。
王旭又以新政的农田水利法为例,直言农田水利法没有经过实施,就冒然对全天下推广的害处。
农田水利法中,集资修建水利的想法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
比如说,农田水利法中表示,当地河堤、水库、水车、水渠失修,由当地按照个户的贫富差距,承担百分之五十维修费用,另由官府承担百分之五十。
一些当地的商家,并不依靠水利吃饭,却因为是富户就要掏出银子来,从而造成了物价上涨,失去的这部分钱,最后还要均摊在百姓身上。
同样,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虽然失修却能用,并不影响使用。
为了政绩,为了好看,为了贪污,官府也强制维修,白白对民生造成了压迫,让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变法除了增加百姓的负担又有什么用呢。
天下间,没有任何一种变法十全十美。
杨启年既然不想变,王旭就要符合他的观点,痛批变法的错误与不变的好处。
位置决定脑袋,面对个不喜欢变法的主考官,他总不能写变法的好处吧,没那么干的。
第936章 摊上事了
一片策论写下来,就连王旭都满心不平,觉得新政劳民伤财了。
相信没有深入变法,不懂变法的人看了,一定会深有同感。
“这篇论文,既符合杨启年的观点,也显示出了我的书法造诣,而且一些针对新政的评价十分深入,直指弊端,想来朱御史看了也会深有感触,中举十拿九稳了,只是不好说能不能夺魁啊。”
写完策略,王旭摸着有点发痛的良心,美美的审视一遍。
这篇文章,应该符合三人的观点了,只不过将变法说的十恶不赦,王旭的良心还是有些不安。
新政与变法,从全局角度来说,对朝廷与百姓是有大好处的。
些许的瑕疵不说微不足道,也是瑕不掩瑜,主要因为侵害了士绅的利益,才不得不急忙叫停。
将变法说的一无是处,哪怕以王旭的性格,良心也有些不安。
但是,他没有修改,因为不这么写,杨启年那一关就过不了。
这年头想要办点事实,不同流合污是不行的,郭德纲说过一句话,相声要改变,也可以改变,但是,绝对不能外行领导内行。
这种改变,必须我们自己人做,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
由外而内的改变,那不是改变,那是拆台,怎么改也改不好,最后只能砸在手里面。
王旭也是如此,当今政局的弊端,已经快要覆水难收了。
尤其是土地兼并,更是到了快崩盘的边缘。
王旭也信奉改革,知道改革的好处,可他现在的位置,情况,不允许他支持改革,甚至要反着说,说改革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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