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欧阳修为什么要写《朋党论》？因为范仲淹明显有结党的嫌疑。当然，说他那是私党也不正确，这些人是因为理想聚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在南京应天府的时候，应晏殊之邀，范仲淹在那里首建官学，这是天下州学县学的发端。管理官学的同时，范仲淹也授课，精研学问。后人所谓宋学，范仲淹实为开山之大家。后人赞其为千年第一名臣，固然是因为他在做官时的操守让人钦佩，更由于他开了宋朝学术的局面，此时的学问大家，大半受过他的提携和指导。更重要的是范仲淹树立了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时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是真君子，徐平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但要说聚在他身边的就是君子党，人人都是君子，徐平不信。欧阳修和蔡襄出言无忌，专门喜欢论人长短，哪里有君子醇醇之风了？滕宗谅好财，怎么就不说“小人喻于利”了？
透过千年的迷雾，再加上固有的印象，前世徐平只有一个朦胧的粗略印象，置身这个时代，却不能够再那么糊涂。
那个穷其一生东奔西走，因言论迂阔而一生不得重用，有志难伸的孟子，像一个若有若无，巨大的影子，在影响着这个时代。
汉儒已降，诸学派纷纭，到了五代儒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宋儒要剥离汉儒的天命论，谶纬之学，不尊荀就尊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打倒以前的各家，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带神秘色彩的儒，而代之以人为基础的儒家学派，是合力。
而旧儒已倒，新儒未立的时候，夹在尊孟非孟之间，以“义利之辨”为基础，分君子和小人，党同伐异，便就成为了主流。
孟子“吾养浩然之气”，“合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当年他也只是跟人辨论的时候嘴痛快，千年之后投射到这个时代的读书人身上，就发生了变异。欧阳修这些人那么奇怪的性格怎么来的？跟思想导师孟子脱不了关系。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而奸民不惩。”后人经常提起前一句，后一句的杀气腾腾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台，做起事情来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将对手斩草除根。
这两派你方我唱罢我登场，纷纷扰扰了几百年，最终随着中原沦陷，归于沉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思想终究还是植根于社会现实，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不一定就是正确。这个时代产生了这种思想，是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并不是哪个人心血来潮。孟子早已经被埋在故纸堆里，一千年来地位怕还不如稍知名一点的孔门弟子。到韩愈把他推起来，地位越抬越高，自然有其社会的现实需要。
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有思想的，社会自然也就有自己的主流思想。没有，也会自己造出来，要不就会被敌人硬塞进来。儒家兴起，与佛道势力的扩大不无关系。
欧阳修排佛抑道，但对佛道经典极为精通。范仲淹也排佛，学问更是兼通道佛两家。他们都是在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来排来抑的。
生逢这个时代，徐平便也就要适应这股潮流。以自己一个人的思想，去强奸一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徐平不是那种疯子。学习、理解、改造，想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只要用功，总能够改造成功。
儒家再腐朽，能腐朽得过一神教？孔子再保守，能保守得过那说天下人都是待罪羔羊的？从到处抓女巫，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欧洲人该信什么还是信什么。横跨一千年，面对相对容易改造的儒家，如果连改造成功的自信都没有，那要让人笑掉大牙了。后人不肖，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动不动恨祖宗，也太过没出息。
义利之辨是命门，由此发展到君子小人之争，徐平所做的一切一不小心就会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欧阳修动不动由论事到论人，已见端倪。范仲淹周围聚集了一群人，时不时就论吕夷简是小人，小人当道，国运不久。
现在他们针对的是吕夷简，这还一小心就溅射到了徐平身上，等到吕夷简真地一倒台，徐平只怕就会被挂起来当那个小人了。历史上王安石一上台，富弼就指他为奸邪小人，势不两立，最后王安石被逼到了什么样子？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徐平都必须把这股邪风压下去。朝政论事不论人，议人则论迹不论心，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否则，很快就会无法收拾。
徐平现在需要吕夷简在台上顶着，这是最后一个压得住朝野场面的传统意义上的大臣，思想派别上比较中立，不会激化矛盾。从心理上，徐平赞同范仲淹大公无私一切为国的思想，但范仲淹手里的刀太钝，砍下来该切的地方切不掉，受到连带的伤害太多。徐平受不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做好准备。
立言，这个时候徐平是不得不立。只要再过十年时间，就没有了安心做事情的空间，大半朝臣都会陷入到君子党小人党的争论中去，党同伐异。
在这两年里，徐平必须解决义利之辨，把引起混乱的引信拔掉。解决的办法，自然还是从财富是什么，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入手，这才是思想争论的根子。义利之辨在这个年代争论这么激烈，本来就说明了问题，时代需要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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