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祖德一头雾水，随着宋庠进了官厅。
不等落座，宋庠就劈头问道：“谏院，你觉得勾当皇城司的杨太尉如何？”
孙祖德道：“看杨太后的面子，圣上给他个皇城司的差事，不过是贪那俸钱罢了。”
“哈哈，他今天闯祸了，被我看个正着，只怕是俸钱也没得领了！”
太宗和真宗喜欢安插自己的亲信掌握各重要的军事力量，是因为对其他人的不信任，只有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人才信得过。赵祯不是这样，他经常任命外戚为高级武官，是因为这些职位的俸禄高，他是给自己的身边人和亲戚捞好处。
同样的品级，一般来说武官的俸禄都要比文官高上一截。以三衙来说，地位最高的三位管军大将，殿前司和侍卫亲军马军、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向来带节度使，俸禄比宰相还要高上一些，副都指挥使也高过执政。
杨景宗是因为太没出息，当官这些年，犯错无数，经常被贬，只能去皇城司。像李用和，如果没有人工授精的技术出来，赵祯让他到群牧司去镀金，本来就想安排进殿前司做管军大将的。权不权的不说，拿到手里的钱才是真金白银。
所以宋庠一说起杨景宗要倒霉，不是说他贬官，而是减俸，这对他才是最要命的。
李咨回到枢密院，见到当值的王德用正坐在那里喝茶，打了声招呼，便就默默地坐到一边想心事，等其他几位下朝回来。
王德用是武将，朝廷大事能躲就躲，基本不参与，其他人也不跟他商量。
造成这种局面，王德用武将的身份是一方面，他的出身又是一方面。王德用的父亲王超，太宗在潜邸时便随在他的身边，由此被重用。太宗登基之后，王超成为他的心腹大将，经常领兵作战。但问题是，王超几乎没有打过胜仗，每战必败，还连连升迁。王继忠被契丹俘虏，就有王超不救先退的原因。后来真宗登基的时候，太宗任王超为殿前都指挥使，稳定局面，由此对真宗又有翊戴之功，保全富贵。
王超是太宗之后重用庸懦无能大将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德用虽然为人谨慎，但也没有什么战功，纯靠父荫和资历升上来，被排挤是必然的事。
王德用自己知道自己的事，见李咨从徐平庄里提前回来，并不与自己说原因，便也不问，只是坐在那里安静喝茶。
等了一会，张士逊才带着其他几位枢密副使回来。惟有新来的韩亿，因为杜衍还没有到京城，依然去御史台暂时视事。
众人见过了礼，张士逊问李咨：“不是还要在中牟多待一天，怎么提前回来？”
李咨叹了口气：“五台山有一个除役厢军，偶然发现了党项使节绘制山川地理之图，显然是赵元昊派来的细作。此事不小，只好先回来了。”
张士逊吃了一惊：“怎么会有这种事？今天殿上，还在官员提起赵元昊有不臣之心，我还在圣上面前作保，党项决不会反呢！”
（备注：皇城使此时是阶官，除非有特旨，不管本司事务。查资料王怀节任皇城使，好像是管着皇城司事的，但不确定，书中当他是皇城司长官。还有，今天有点不舒服，头蒙蒙的，有不到的地方，读者担待。）
第169章 自打嘴巴
听了张士逊的话，李咨不由苦笑：“相公怎么能够这么做？番胡狼子野心，他们的话是一句也信不过的，这种事哪里好作保？”
“刘平新升龙神卫四厢管军，极言党项赵元昊图谋不轨，要到西北效力。朝廷大军一向在河北，岂能因为新任的管军大将就改变布署——”
张士逊只觉得头大如斗，也不知道自己今年是冲撞了哪路神仙，总是碰到这种倒霉事情。刘平新近受到赵祯赏识，张士逊也是被他逼急了，才说出作保的话。
宋朝国策，防卫的主要方向是契丹，军事政治都是按照这一原则布置。怎么可能因为一两个人的意见，就改变战略布署？战略改变，牵扯到的问题太多了。作为枢密院的主官，张士逊必然会坚持本府的战略判断。
盛度面无表情，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心机深沉，没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众人落座，沉默了一会，李咨还是道：“那个除役厢军我已经问过，所说的极为可信，赵元昊不臣之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为今之计，我们只有立即入宫面奏，才能挽回朝堂上相公的言语之失。”
张士逊轻轻拍了拍桌子，懊悔地道：“可现在，圣上正在招见刘平！”
北宋说的管军大将是特指，并不是泛指一般的统军将领，而是武将的那几个终极职位。以此时来说，一共是八个，他们自诩为八公，与两府的宰执类比。
宋朝立国之初，禁军管理体制还是仿后周，由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统领，称为两司衙门。后来侍卫亲军司又一分为二，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三衙相互独立，互不统属，是禁军的最高管理机构。
三衙的都指挥使或副都指挥使，以及都虞候，加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称为管军，地位由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捧日天武至龙神卫四厢地位由高到低。因为枢密院是政府机构，枢密使副并不是军职，这八个职位实际上是军职的最顶端，俸禄优厚，经济待遇还要高过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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