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逊被徐平气得满脸通红，但偏偏又没有话来反驳。实际上，按照官僚们的习惯，也不需要反驳。我做事既不需要你的同意，也不在乎你的反对，为什么要反驳？
徐平没有什么表情，实际上他自己都有点麻木。面对顽固至极的官僚系统，他自己也做得举步维艰，三司哪怕就是经过了大规模的人员更换，做事也还是不容易。
你对办事的公吏说，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办，公吏马上告诉你，按照惯例是怎么样的，哪一年哪一月，朝廷哪道诏书，哪道敕令，或者是哪位长官，定下来了这种事情应该这么办。如果你说，不要管那些惯例，按照我说的办。好，公吏绝对不会跟你回嘴争论，转身就按你说的办了。但是，后边遇到的事情，你不指示，他就不做，因为你说了不要管以往的惯例了。然后就是大量的事情卡在这个衙门，公文堆积如山。
任你聪明绝顶，初到这种衙门，都要头大如斗。
强势的官员，上任后经常会重新编修条例，如丁谓重修的《三司条例》和《景德农田敕》。没有这些条例，衙门就会瘫痪。
徐平现在的问题，是重修条例就引起反弹，有人认为他是第二个丁谓。不重新编修条例，做事情就像在泥田里跋涉，一步难似一步。
不管是张士逊，还是李咨，都不是那种愚蠢无能的官员，但把他们一起塞进枢密院里，枢密院就还是那个无能至极的衙门。
范仲淹顶着巨大的压力，要掀翻吕夷简，认为吕夷简奸邪固然是一方面，但也跟他认为吕夷简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有关。
赵祯一再提高台谏言官的地位，也跟他对这种局面既不满又无奈有关。
大家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徐平回京才不过一年，又能有什么妙计？
见局面尴尬，王曾道：“徐平在邕州，面对交趾，以一州之力扬朝廷国威，武功前所未有，如今锐气尚在，此是朝廷之福。当年西南之交趾，又何尝不是今日西北之党项？徐徐图之，枢密院没有具体的应对，也是实情。但是，到底该怎么做，枢密院做起来也难，分寸他们难以拿捏。不如这样，此事过后，由各大臣集议如何？”
吕夷简道：“王相公说得有理，还是留待日后集议，今天先讲党项细作如何处置。”
有了争论怎么办？开会呗。开会有了决议，按照决议执行，徐平对这流程已经极熟。千年之后，这不还是大家习惯遵守的处理方式吗？
赵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默默点了点头。
太宗时候，一切都是出于圣意，宰执大臣们不过领圣旨而已。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让赵祯做决定，他也做不了。宋太宗的勤政，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可以排在前列，几乎是从天不亮一直到深夜都在处理政务，天天如此，怎么可能每个皇帝都跟着他学？再者说了，太宗那样是因为得位不正，当时天下传言极多，他又多疑猜忌，对谁都不放心，必须把整个国家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赵祯既学不了，也没有必要。他有宰执，有侍从，有台谏，何必自己事事费心？
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便也就无从去做决定，赵祯的脑子还是清楚。
张士逊沉着脸坐下来，依然气愤难消。自己知道自己衙门的毛病是一回事，被人当众指出来又是一回事，这个徐平，不是第一次给自己难堪了。
处理党项细作，到底是该严责还是薄责？这可是关系到朝廷对党项态度的大问题，别看是一个语气问题，半点也马虎不了。
张士逊道：“如今党项的反迹未显，只需要向使节点出话中意思，让他们明白就好。若是真派大臣切责，岂不是撕破了脸皮？以后两国使节往来，多有不便。”
刘平在一边看着，见徐平在宰执大臣们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指责，胆气不由也壮了起来，叉手道：“枢使，末将以为，只是薄责，还是触不到党项的痛处，反会助长他们的威风。事情到了这一步，必须是要严责！”
“两国使节往来不断，还远不到交兵的地步，三衙将领莫多言！”
张士逊已经被徐平气得不轻，见刘平又插进来，当下话里就不客气。
军队不能干政，这是国策，张士逊的话一出，刘平只好闭上了嘴巴。
王曾和吕夷简不说话，跟赵祯一起，都看着徐平。
徐平缓缓道：“派细作窥探边疆地理，讲得严重一点，可以视同敌国，当党项已经不臣欲反，怎么可以只是薄责？不派大臣也可以，陛下只需派一内侍小黄门，持手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其知道，此次已经触犯天颜，不可等闲视之！”
赵祯看了看几位宰执，道：“还是派大臣，不好以朕的身份去做这事。如果元昊此次幡然醒悟，朕还可以从中斡旋。”
徐平捧笏道：“陛下圣明，宅心仁厚，总想着给党项赵元昊留一条退路。如果他知道陛下这一番苦心，定当悬崖勒马，不再肆意妄为！”
吕夷简也道：“前去斥责的大臣，定当把陛下的心意也说给党项听。”
这话一出，基本就是同意了徐平的意见，张士逊再不好说什么。
徐平又道：“枢密院如果派细作到党项一时不方便，那就以后再说。但是，此次的事情也不能如此轻易地算了。陛下最好下一道手诏，命使节带给赵元昊，让他解释清楚此次事情，为什么要派细作来。自继位以来，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朝中内外，都说党项要反，他如何解释。不得已，只好立一个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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