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便把民分四种，士农工商，要把这事情想明白，还是要从百姓的这四种身份说起。”此时徐平也来了兴致，干脆把话说明。“只要弄清楚，钱入户等对这四种身份的百姓分别有什么影响，道理就能想清楚了。士自不必说，官户本有优待，他们每月到手的钱粮是有数的，哪怕就是废了折支发实钱，手里的现钱也到不了影响户等的地步。”
有一句话徐平还没有说出来，其实在京西路握有实权的官员，家基本都是外路的，这政策最少是现在根本影响不到他们。不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相关，官僚天然倾向于遵从上级决策，能够升官是第一选择。除了几个高官跟徐平说不到一块去，绝大部分的中层官员是按上级的政策行事的，特别是握有监察权的徐平对他们的仕途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
“至于农，京西路地广人稀，乡间的大户其实本来就不多。这不多的大户，手里即使有现钱，又能有多少？乡间又没有什么获利生息的门路，把钱藏起来有什么好处？最近几十年物价一天贵过一天，藏的钱自然也就一天少过一天。钱庄不收费用，免费给他们存着钱，乡间大户求之不得。这样说起来，其实对农也没什么影响。”
“钱入户等真正影响到的，其实是工和商。京西路除了襄州和河南府，其他州军靠着工做成大户的，又有几家？地方上的场务之类，其实都是在官府手里。而襄州有张太尉在那里，一切新政概不实行，可以略过不说。剩下的河南府，现在正在闹着。”
说到这里，徐平看着众人笑了一笑：“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民间的商人，特别是那些豪商巨贾。他们要做生意，必须有本钱，货物卖出去了更不消说，手里的现钱成千上万。以前这些人家资豪富，但在乡间买田置地的并不多，地方上想从他们手里收上钱来那是千难万难。做工的还有各种行会，官府能够用科配和买收钱上来，做商人的，特别是那些倒卖茶引盐引，各种交引的，到哪里去收他们的钱？现在钱入户等，这些人家如果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那数目会吓死人。你们说是这政策对民间影响不大？那是因为你们以前就没有注意到这些豪商手里的钱是怎么流动的。这大半年的时间，因为钱入户等，京西路各州军的飞票可是比往常年多了许多，商人正在想着办法离开京西路呢。”
不管是银行还是钱庄，收拢起来的货币实际上是民间的流动资产，想平稳发展这个体系必须提供新的商业流通渠道。大额交易可以到钱庄交割，便就是新的交易方式，提供一种跟以往不一样的商业交易模式。按说这样做更加方便，也更加快捷，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才是。惟一的坏处，便就是商业行为从此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不好逃税了。
王拱辰对这几人说的东西没有兴趣，一个人喝着酒，坐在那里笑吟吟地听着，就当是听故事。他管下的营田务商业行为不多，基本都是在跟官府打交道。
赵諴想了一会，还是有些不明白：“若是按云行这么说，本路商人最多的，自然是首推襄州。那里张太尉不行新政，我们也搞不清楚那里百姓的想法。除了襄州外，自然应该就是颖州、许州、陈州和蔡州了，这几州临汝河、蔡河和汴河，往来的商贾众多。河南府那里官司众多，把这影响排除开外，实际商税也不比这几州多多少。但是为什么只是听说河南府闹，这几州却风平浪静呢？”
徐平道：“很简单，我刚才已经说过，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豪商巨贾。那四州虽然收上来的商税多，但实际上主要是收的小商小贩的税。真正的豪商，能收上来多少税？西京城里的巨商比其他州军加起来都多，商税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大州而已，还大多是酒税。”
不管是什么时代，资本越雄厚逃税的能力越强，真正收税多的，反而是那些有商路普通商人多的地方，要么就是有专门的大型交易市场。像河南府，不说别的，盐茶交易比其他地方规模大得多了，官府能收上来几个钱？酒税还是因为主要的经营场所都在官府的手里，也没什么逃税不逃税，才占了河南府商税收入的大头。
大商人手里往往有巨额的流动资金，钱入户等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而且他们都是做大宗交易的，货物往来经常跟王公贵族勾结，借着运送官物的名义，把商税逃掉了。西京城里这种人最多，反应也最激烈，其他地方哪来的能跟王公贵族搭上关系的商人。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市场，商品经济的链条中交换与生产和消费比起来相对不那么重要，这是跟历史上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占主要地位的欧洲不同的地方。在这样巨大的市场里，大商人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往往倾向于投机交易，对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是对商业环境有害的，也是徐平打击的对象。
不能认为商人都是对商品经济有益的，是商品经济的得利者，会支持商品经济，那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实际上商品经济越不成熟，商业交易的偶然性越大，大商人越是能够攫取超额利润，越是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等打击吞并从事正常商业行为的中小商人。
西京城里这种商人便就不少，比京西路其他各州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把他们的商业行为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一是被征税，再一个也少了很多获得暴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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