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欲望，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欲望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欲望，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统治者的欲望，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欲望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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