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了银行体系，向着商品经济转化，以前的小农思想也就要变一变了。但要变谈何容易？徐平觉得做这些工程是拉动经济，由官方投资，给社会经济注入活力，张逸显然不这么看。酷热的天气，不让民休息，白花钱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没有骂徐平就错了。
愣了一会，徐平才道：“知府，此事你有些误会了。自从钱监制了新钱出来，民间却乏钱使用，桥道司做这些事情，就是要向民间散钱。手里有了钱，百姓就可以做些生意，生出更多的钱来。百姓手里有了钱，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官府也可以收更多的税——”
张逸叹了口气：“徐省主，你这话都是奇谈怪论，恕张某不恭，我活了这么多年，读遍圣贤书，也是闻所未闻！只听说治国，以不扰民为先，要让百姓休养生息，什么时候乱用民力还是为百姓好了？你这只手里散出了钱，另一个只手就要从别的地方多收钱进来，于百姓何益？张某愚钝，听不懂你这些话的意思，此事再也休谈！”
最近有些太顺利了，徐平很少向改革会遇到的阻力上面动脑子，今天碰到张逸，才算又清醒了些。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怎么可能几个月就能改变过来？利用公共工程拉到经济在他前世是常识，这个年代可不是。这个时候，做这些无关紧要的工程，就是浪费民脂民膏，是大大的奸臣。什么散钱？官府只有聚钱，还有急着向外散的道理？
这个时候，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张逸能够转变观念，肯定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但他凭什么要转变？不换脑子就换人？徐平没那么大权力。
喝了口茶，徐平道：“张知府，前些日子，我们京西路官员合起来篇了一套册子，上给朝廷，名为《富国安民策》，不知您看过没有？”
张逸硬邦邦地道：“看过了，不过在下愚昧，里面讲的很多都不能苟同！”
徐平想问问到底是哪些有不同意见，又觉得千头万绪，实在是不知道从何问起。这才想起自己前些年在盐铁司的时候，建议赵祯把候选官员招集起来上课，结果自己一离开京城不久便无疾而终。现在连个对官员进行培训的渠道都没有，思想观念不同，还缺少沟通讨论的渠道。改革要进行下去，看来统一思想势在必行。
张逸是个好官，传统意义上忠君爱民的好官，益州为官的时候，特别受百姓爱戴，视之为神。对于这么一位知府，徐平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吕夷简那么受玩弄权术，身后的风评也不怎么样，要不是儿孙争气，很多荣眷都保不住。即使这样，面对一心要把他掀下台的范仲淹，也是耐心等待对方露出破绽才下手，而没有使用卑鄙的手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现在正是士大夫改变风貌，讲究君子之风的时候。作为改革的一方，如果使用不光彩的手段对付反对者，那就是给自己埋下败亡的种子。徐平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真正把改革进行下去，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就必须做事情堂堂正正，小聪明小手段是万万要不得的。徐平可以不做君子，但也绝不能被同僚视为小人，否则什么样的功绩都弥补不了这种伤害。对这一点，徐平心知肚明。
沉默了一会，徐平叹了口气：“算了，知府既然如此说，我也不好强人所难。不过我还是要说明白，桥道司要做的事情，绝不是虚耗民力，浪费民脂民膏。徐某为官多年，不敢说为国为民做了多少事情，但不夸待百姓还是一经贯之。”
知道刚才自己的话有些重，张逸的脸色变得平和，对徐平道：“省主在邕州，在京西路做的事情，我自然清楚。于国有功，于民有利，这八个字省主当得起。但现在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一举一动，都可能伤人命，还是于民休息地好！”
徐平想来想去还是有些不死心，问张逸：“知府对《富国安民策》，真地对里面所讲不同意的地方多？若是有闲，不知可否对在下讲一番？”
“从何讲起？《富国安民策》里，从一开始，就不顾先贤之言，重新立论。天理人欲如何理论，哪里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清楚的。不管那书是对是错，都不是现在能够断言的。”
徐平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不过，国事不能空谈心性，对与错，但看能不能对天下对百姓有益处。如果用了我在京西路的办法，国家钱粮充足，百姓日子过得更好，我斗胆问一句，那个时候知府会如何看？”
张逸道：“省主，在下直言，天下事不能只谈功利。即使做到了省主说的，还要具体斟酌，治国之道，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鲁莽必然轻浮，慎重才能厚重。”
徐平拱手：“知府此言大有道理，受教了。”
徐平知道张逸说的意思，这种涉及到如何治国家的重大理论，怎么可能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明白的？李觏的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只是立了一个骨架出来，要想真正地立住，还必须填充进足够的血肉才可以。
前世学的，唯物主义也是同样的立论基础，社会财富由人的需求而来。那样一套理论体系经过了多少人的完善补充？仅仅是谈论基本概念的专著，论字数就可能超过这个年代所有的书籍。但那样一个体系，也远没有达到统一社会思想的地步。仅仅靠一套《富国安民策》，就想把这个时代的思想统一起来，真这样想就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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