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曾把这两百年间的八个人合在一起，称为“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便是韩愈和柳宗元。前世学到这里，总是以为这是八个文章写得最好的文学家，现在想通了，知道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八大家”，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划分，其次才是文学成就。这八个人，是后来宋学的最核心部分，他们确立了一种文化传统，并由此试图确立政治制度。
韩愈祖追孟子，希望能够重建儒家道统，讲民重君轻，是宋朝的主流。而柳宗元则把天理从人世的政治中剥离出去，天理和人间的治乱不再合一，治乱就是人的事。由此而来的观点，就是“天下为公，非一姓之永祀”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家人的天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头和理论基础。因为没有天理的加持，则人间的帝王传承就失去了神圣性，他们的正统，只在于治还是乱。
徐平前世的印象，总是认为中国古代专制的文化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自由与民主的基因。所以他在朝堂为官，一直战战兢兢，哪怕与赵祯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敢有丝毫让人抓住把柄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只要知道有“唐宋八大家”这一个名头，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韩、柳就是宋朝文化最重要的基因，柳宗元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朝人的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的很多政治现象和制度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韩愈随着孟子升格运动，在后世哪怕思想被篡改，文章被删减，到底还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柳宗元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思想基本在宋朝昙花一现。而在当时，柳宗元是比韩愈更激进，对旧文化的传统斗争得更厉害的一个人，受到的挫折也更多。
依着徐平从前世学来的知识，在宋朝实行虚君制度，甚至君主立宪之类，会不会成为千夫所指，没有人认可？不会。这本就是这个年代文化的主流，从范仲淹评寇准“左右天子方为大忠”，就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读书人是怎么想的。真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不是受到这种文化压力，哪里会有那么高的自觉向文人士大夫让权。
后世的政治制度不在于会不会被这个时代接受，而是在于可能水土不服。不考虑文化传统，不考虑政治实际，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人类发展有其本来轨迹，凭空嫁接来的制度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更加结不出美味的果实。宋朝华夷之辨再次兴起，本就是对唐朝兼容并蓄、优待异族政治的反思，意识到兼采汉人和鲜卑文化和制度的路走不通了。历史事实是连一个鲜卑文化近千年都消化不好，还想再消化另一个，委实有点难。
路是要由自己人走出来的，不然到头来会发现是条假路。
徐平思想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他前世对中国文化转统和这个年代价值取向不同。徐平前世所学，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不但是在战争中被洋人击败了，而且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思想等方方面面无一不败。而且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最终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学习有一部分主动性，是主动去吸收。所以他对历史认识的传统，表现为对古代历史的批判与解构，完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不可能发生工业化，不可能发展出进步的文明，走向腐朽与落后是一种必然。对历史的表述就表现为，夸大异族带来的文化的先进性，贬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后。一切的发展是因为异族来了新鲜的血液，而落后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汉族文化以文来表述，便夸大鲜卑入侵带了尚武的基因，而对外战争不利是文官压制武将，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科举引导聪明人全去读书，文人瞧不起匠人。总而言之，本身文化传统就是原罪。只要把这一切全都打倒，让人一提起来就觉得羞耻，才好引入新的文化与制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说历史都是编的，历史就是历史，就在那里。而这个历史怎么讲述则是有价值取向的，同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只看当代的人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
徐平现在所处的年代与他前世正好相反，中原文化的外来基因是被强行灌进来的，五代乱世说明了继续下去行不通，表现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挑拣与剔除。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学习是必要的，善于学习是一种美德，故步自封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汉人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的生活习惯，深受周围异族的影响，就连说话都几百年间就会大变。这是一种学习的美德，无可厚非。
交流与学习，与保持传统是一对矛盾，矛盾是发展的，是会变化的。急需学习的时候表现为对保持传统的压制，是先进对保守的革命。而随着矛盾的发展，学习和保持传统会发生变化，革命的会变成反动的，反动的会成为革命的。这是一种必然，出现了这种转化才说明真地学习到东西了，自己的传统在学习中焕发了新生。
现在徐平面前坐着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要在自己文化焕发新生中出一分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追述道统，要续汉祚，不是排外，而是对前几百年的历史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办求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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