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成的认同必然是有强势政权为核心，核心一去，周边各势力莫不景从。不过西北的情况复杂，是以汉人为中心，结合各民族形成一个一个势力是不错，但这些势力从文化上是跟中原地区不同的。最明显的区别，是他们信佛，程度还非常之深。
西北信佛，有鲜卑等强势少数民族势力信佛的影响，有吐蕃的影响，同样有唐朝佞佛的影响。在吐蕃势力退出之后，那里的佛教慢慢形成了以五台山为圣地，以文殊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一种文化。这跟中原的佛教并不合拍，不能简单类比。
介绍了一下曹贤顺的情况，吕夷简道：“归义军不可比于地方番王，是以昭文相公札付各州，不当以番礼待之，亦不当以臣礼待之，而待之以客。只是曹贤顺此人，未必当得。”
赵祯道：“未必当得是何意？莫非曹贤顺得位不正？”
徐平捧笏：“陛下，咸平五年，归义军二州八镇军民，围节度使府第，曹延禄力屈而自尽。此是继归义军节度使之曹宗寿所奏，实情如何，朝廷不得其实。依韩琦所奏得自河西的消息，其中未必没有隐情。曹宗寿殁后，曹贤顺继位，虽然继续向本朝称臣，但却更加亲近契丹。曹贤顺不只是屡屡遣使前往契丹，更是曾经亲自前去，颇受契丹礼遇。是以归义军，自曹延禄之后，与以前相比变了味道。天下待之以客的，是在西北大漠之中恢复汉唐制度，凝聚人心，心向中原的归义军，而非一地方藩镇。”
赵祯点了点头，明白了徐平的意思。待之以客不是简单一句话，而是真地要给这一家封国，不绝其祀，甚至亡后葬处可称陵的礼仪。宋朝刚建国的时候并不在意这些，随着时间的发展，才慢慢修复这些制度，如重新找后周柴家后人，不绝其祀。这样做的用意，是向天下表明态度，这个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用以聚拢人心。
曹贤顺在位的时候，明显为了自己的地位更加亲近契丹，而疏远宋朝。把他当成归义军合法的统治者，遵以客礼，是会被后人笑话的。待以客礼尊重的是归义军那份文明传承坚持，而不是某一个把政权当成自己私利的统治者，这有根本的不同。
赵祯道：“如此说，曹贤顺此来，各州县待以客礼是否不妥当？”
吕夷简捧笏：“在朝廷定名份之前，曹贤顺就是归义军，待以客礼并无不妥。等到面君之后，数其功过，才可重定名份。臣与昭文相公商议过多次，曹贤顺不足当，此并无疑议。只是以何人继归义军之后，一时难以抉择。臣以为可寻曹延禄之后，因其当政之时一直奉本朝正统，内政有失，而为族子曹宗寿所乘。昭文相公却以为，当寻立金山国之张承奉后人，朝廷待之宾礼，以谢其在西北不绝汉祀之功德。”
徐平重的是固执地守住祖先文明，在西北重建唐制，不绝汉祀的张家，吕夷简看重的则是奉宋朝为正朔的曹家，这是根本的分岐所在。徐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与吕夷简哪一个人的建议更合理。只是他两世为人的经历，看重的与这个年代的人有些不同罢了。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家，沦落于契丹等周边势力之下的汉人，是失散的孩子，从道义上中原王朝有重新接纳他们的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代价理所当然。而归义军则是离家之后，已经自立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重新接纳他们，不是游子归家，而是亲戚来作客。这一点分不清，在跟周围的势力交往当中，就会出现混乱，失去人心。
这跟势力强弱、地盘大小无关，归义军自立就是自立了，他们的文化实际上已经跟中原不同。那里是佛国，徐平都不知道他们的佛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他宋朝治下的地区可以变夷为汉，移风易俗，惟有那些人不能这样简单粗暴。他们本身是根植于汉文明，只是失去了天地庇护，另发展成了一个样子，与番地的汉人胡化完全不同。
让胡化的汉人重新汉化，是功德一件，可以得天下人心。归义军没有胡化，反而是让周围的各族汉化了，否定了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就会失人心了。
第41章 宰相的日常
政事堂里，徐平再三考虑，与其余宰执商量过后，决定归义军的客礼不给前来京城的曹贤顺。以手札付韩琦，命他查访瓜、沙二州民情，看民心所依，再行决定。一旦对纳土归附的归义军行客礼，就要在沙州开王府，真封王，而不是李佛玛和宁令哥这种，在京城里形似圈禁的亡国王公。
天下已经大一统，不能再行封建，封在沙州的王，只是那里民众的精神寄托，地方治理还是由朝廷派出流官。精神的归精神，现实的归现实，那里是佛国，这个沙州之王更多的是作为佛祖菩萨在现实世界的象征。用徐平前世作比较，类似于活佛之类人物。
王爵是现成的，西平王，归义军节度使曾经被封过这个爵位。至于佛教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还是由当地人去决定，朝廷予以追认即可。
西北佛教盛行，与中原文明是不同的，要获得人心，就要承认这种不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能够削足适履，那样是会闹出乱子来的。有西平王这样一个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西北的人心，对宋朝恢复广大的西域地区有无穷的好处。同时，也可以抵抗另一种文明不断东进的脚步。至于未来如何，会不会跟中原一样，就看后人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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