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范仲淹才开口道：“前两天徐待制上奏，要朝廷奖励开封府和京西路开拓荒田，新田免三年赋税。恕我直言，此诏一下，现在京城里的权贵之家，蜂涌而出，到周围县里圈占田地，此事恐怕非小民之福。”
说起这诏书来徐平就有些好笑，自己是受了那天铺子开张时王素的启发，乘着新农具大量投入市场，政策上再推一把，把两京周围的农业发展起来。谁知赵祯实诚得过分，把他上奏的事情原封不动地批下来，一是奖励两京周围垦田，再一个限制天下僧道，凡是没有官府赐额的寺观全部拆除，没有度牒的僧道全部勒令还俗。
奖励垦田倒也罢了，一刀切地拆寺观影响实在太大，让徐平有些扛不住。当时议论欧阳修的文章时徐平就是随口那么一说，真正实行起来要讲策略的，怎么能这样硬来。
好在有欧阳修的那篇《原弊》吸引火力，不然徐平估摸着自己要被和尚们编排得下火狱了。欧阳修倒是不在乎，他现在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自认继韩愈道统，排佛抑道义不容辞，和尚不找他他也要找和尚们的麻烦。
见徐平面色轻松不答话，范仲淹有些不悦。虽然是凭着政绩战功升上来，徐平与李用和家的关系却抹不掉，总有利用外戚晋升的嫌疑。而且在朝政上态度暧昧，与吕夷简一党虽然有冲突，但更经常配合，很受范仲淹周围中下层官员的排斥。
“徐待制莫非以为在下讲得有什么不妥？”
范仲淹再问一句，徐平才回过神来，忙道：“不是，范待制莫要误会，我只是想到了其他的事情。说起两京垦田，权贵豪富之家出去圈地，自然是有弊端。不过，不管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只看利大还是弊大，弊端在不在承受范围之内。那些田荒在那里，多少年都没人垦种，于朝廷来说总是浪费。不管是权贵还是小农，开垦出来总是好的。”
“但权贵圈地，招募庄客，纵有利也是在权贵之家，小民却无利可图。”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除了权贵得利，朝廷也得利了啊。再者，就近出产粮食，这些粮食总要卖出来，也免了漕运之苦。两京多产一石粮食，算上漕运的本钱，最少相当于江淮的两三石，这利又大了。”
“谷贱伤农，江淮粮多，粮价愈跌，是利是弊也未可知。”
徐平见范仲淹并不认可，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复杂起来。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再加上不同的立场看同一件事情也有不同的角度，利弊问题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
范仲淹是站在小农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个角度徐平还真是没有仔细思考过。在徐平的想法里，只是从宏观上看，并没有具体到哪个阶层。或许范仲淹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不仔细理一理，还真是难以说清楚。
有不同的想法，范仲淹没有直接上奏章反对，而是先与徐平探讨，这本来就是一种尊重，徐平总不能把这种好意置之不理。
第195章 冲突
认真整理了一下思绪，徐平对范仲淹道：“范待制，我们一点一点地讲。先说权贵豪富之家，他们是有利可图，才到周围县里圈占农庄。这钱不去种地，就留在京城里。而就连平常百姓之家，也知道手里有了余钱，不能闲在家里，不然一天少似一天。这钱留在京城里面，就要想办法生利，不管是买铺子还是住宅，无非都是推高京城地价，让平常人在京城里根本就住不起。就以范待制来说，现在住的还是官房，若是要在内城买处宅子，待制家里要凑出这个钱来也不容易吧？更不要说其他平民百姓了。”
范仲淹沉默不语。他要在内城买宅不是不容易，而是根本就买不起。这次回京升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的待遇也优厚，比上一次任右司谏时经济压力小了不少，但离着能够买房买地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范仲淹要照顾自己庞大的家族，手里没有余钱，徐平提到这一点，还真是说到了他的痛处。
从真宗皇帝时起，京城百姓经历了数十年的通货膨胀，没人傻乎乎地在家里存大量现钱，有能力的买房买铺出租，没能力的也放出去收利息。权贵豪门为了寻找以钱生钱的路子，更是在京城里面弄出许多乌烟瘴气的事情。
“把京城里面多余的闲钱引到城外去，就让京城里的平民百姓活得容易一些。这些钱从无用之钱变为有用之钱，对朝廷也有好处，这也是诏书里禁止权贵豪门在京城置别业的原因。用这些钱生出粮食来，省了朝廷多少人力物力？”
粮食由外地运来，京城四周的土地大多数都种蔬菜花卉，不然无利可图。还有大片空地被圈占为园林，成为富家大户的别业，其实徐平自己城外的府第也有这种性质。不过这一条不是徐平提出来的，而是中书商议的时候加进去，一不小心，徐平万胜门外的那处府第成了京城的最后一处大型私人园林。当然这个限制仅是对设厢的城区而言，县郊并不受限制，这也是向城外驱赶富人的附加措施。
徐平又道：“至于对小民的影响，实话说，开始他们必然是要吃一些苦头。如果两京周围的农庄开得多了，用新式农具，粮价就会下跌，谷贱就会伤农，小农就要破产，他们就要另外找生路。而漕运减少，江淮地区的粮食增多，也会发生一样的事。这一点范待制说的不错，如果不能及早转变，很多小农之家只怕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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