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就有不菲的嫁妆，再加上收起来的金银宝物，这女人现在是个小富婆，想改嫁的话，不知有多少人愿意娶，这就是个问题了。
蒋大郎的妻子改嫁，那他的一双儿女就成了孤儿，按宋时的法律，是不允许其他人参与的，哪怕是再近的亲戚也不行。对于孤儿，官府会直接把财产接收，而不会像后世一样托付给宗族亲人。财产在官府手里，每月给孤儿发放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到了成年全部发还。京城里专门负责此事的是检校库，但这个年代外地州府基本都没有设立，是由通判知县等官员直接负责。
这样就很尴尬了，这几千亩地在官府手里，但又不是官田，怎么定租户的田租就成了麻烦事。田租高了官府平白背锅，低了又让百姓议论官府拿民财市恩，怎么做都讨不了好。显然李参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不想伸手接这个麻烦。
徐平也觉得头疼，童七郎手下的窑工还好说，大不了从巩县或者汝州那里找几个烧瓷好的来，把窑场扑买给他们，官府把每年的钱算少一点就是。蒋大有家里，要是他大儿媳铁了心改嫁，扔出来的几千亩地的家产，就成了官储的包袱。
而且思来想去，徐平也觉得那女人十之八九会改嫁。世间哪来的那么多愿守寡的贞节烈女，这个年代又不提倡，又不发贞节牌坊，也不允许宗族相逼，一个年轻女人凭什么为了一个囚犯守一辈子的寡？而且哪怕蒋大郎不砍头，只判流刑，法律也是允许妻子不愿跟着丈夫去受刑地，可以判和离的。这女人又有嫁妆又有平时收起来的财货，有什么理由去陪着蒋大郎受苦？
难道只能让官府把这几千亩地收在自己手里，帮着蒋家的一对孤儿看上十年八年？哪个能够保证经手的官吏不中饱私囊？碰上狠的，到了那对儿女长成，这些年的田租一丝一毫也到不了他们手里，也是很常的事情。
到了那时，徐平只怕还得与李参一起为这事情背锅。
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徐平突然睁开眼睛，对李参道：“要不，你试一试合作社？”
第56章 官督民办
“合作社？”李参一头雾水，“敢问待制，这合作社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这么说吧，譬如童七郎留下的窑口，除了去了一个童七郎，实际上原先烧瓷的人都还在。若是这些窑工如同先前一样干活，瓷器还是能够烧出来，还是一样能够卖出去，还是一样有钱收。李通判，是不是？”
李参点点头：“待制说的不错，但烧什么瓷，烧多少，怎么定价，怎么收钱，如何发工钱，都得有个主管说了算。若是没有这么个人，别说是窑工自己，就是出了事情官府也不知道该找谁，不是成了无头公案了吗？”
“不错，所以要有合作社这么个地方，把这些事情担起来。”
徐平明白，李参最关心的，不是窑场里怎么组织，怎么生产，怎么分配利润，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人能够负责跟官府打交道。收税要找到人收，不缴税要有具体的人关到牢里去，各种赋役要能正常摊派下去。至于其他的，官府哪里会操那个闲心。
这个主意也不是徐平心血来潮，是他长时间思索的结果。自己要推行大农庄大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小农户小手工业者应该如何面对冲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互助合作社，今天李参问起，徐平突然就冒了这个主意出来。
长时间地在农村工作，徐平跟很多农村合作社打过交道，相应地也对合作社的历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
合作社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小农户为了应对商业资本的冲击，而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的合作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的地方，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也正是因为其有效性和普遍性，出现不久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
在徐平前世生活的年代，发达国家的小生产者和家庭农场依然是靠合作社参与经济活动，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
当然，中国的合作社有着不同的历程，最早与英国一样是从消费合作社起步，应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但由于具体的国情，一直发展得不快。而到了解放后则又发展得过快，实际成了实现公有经济的过渡，发展过程并不连续。
商品经济的到来，必然会对分散的小生产者，甚至是普通的劳动者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应对这种冲击的手段，历史上最成功的就是合作社组织。甚至可以说，只要徐平在这个年代把商品经济推行下去，下层人民就必然会发展出类似合作社的组织来应对。经济现实必然会催生出这种经济组织，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与其是让这种经济组织以杂乱无章的形式自发地产生，不如提前进行引导。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徐平才在李参面前把这个问题主动提了出来。
李参哪里能够想到这些，觉得一头雾水。商品经济的大潮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物，徐平也只是刚刚开始推动，李参就天纵奇才，也想不到这上面去。
徐平理了理思绪，对李参道：“总而言之，这个合作社最关键的就是八个字。”
“请待制明言，到底是哪八个字？”
“官督民办，以民为主。官府的手切不要伸得太长，不该管的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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