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刚进大学的大一新生，杨锐远不能带给王永教授好处，王永教授不计回报的多次维护他，完全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爱护。
王永并不指望从杨锐这里得到什么回报，事实上，这就是他做事的风格。作为国内一流的教授，王永完全有资格选择上课的时间，选择代课的层次，但他仍然选择给大一学生教授无机化学，而且认真布置作业，认真批改作业。
要说教授上的课程，与助教上的课程有什么区别？一定要从直接而功利的角度来分析，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区别，教科书本身就是大师作品，助教萧规曹随，也不一定有决定性的区别。
然而，大学本身并不是完全的功利性的，就像王永这样做的原因一样，他并不求回报，只是希望尽己所能而已。
反而是杨锐这样的学生，从王永的热忱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功利性的好处，在过去的一年里，杨锐补上的课程不比读研期间获得的少。
王永却不在乎自己的付出，只是觉得用了杨锐的名额，有些不太好意思，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极为高兴。
要说出国，王永身为教授也是去过的，但老两口子一起，却是绝无仅有。
现在人出国的机会鲜少，而且都是以工作名义出去的，王永和夫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就几乎没有机会一起出去。
事实上，别看王永夫人也在中央部委工作，但要不是因为杨锐给出名额，她仅仅处级待遇，而非处级干部的职务，是很难拿到公费出国的资格的，就是临退休前获得一次安慰性的安排，也多数不是欧美国家。
也许看高大上的新闻，能够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排队出国的景象。然而，排队出国以前，首先要为了排队的资格而排队。
除了每年数千人的留学生以外，前往欧美的多数是以各种名义出国的公务员，而中国的公务员，从上往下数，国级干部自然不稀罕出国游，可到了副部级，就已经不是想出就能出了，若是单位不好的话，厅级干部连匈牙利都去不了，而在中国，能做到厅级干部的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长坂坡上走七趟剩下的了。
当然，全国上下，厅长的总数并没有多到超过数年出国的总人数的程度，但要是算厅级干部的话，那就一定是超过的。若是把享受厅局级待遇的干部算上，再把享受厅局级待遇的老干部算上，那更是大大超过了——老干部革命了一辈子，在身体好着的情况下想出个国，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但就是这样的要求，都不可能人人满足，如王夫人这样的现役处级待遇老年干部，自然更难出国了。
将王永教授和夫人送上大巴车，杨锐又与唐集中教授等人挥手告别。
这次的十个名额，一个分给了梁锦荣，属于他的劳动报酬，剩下的九个里面，黄茂得了一个，唐集中得了两个，通过唐集中和蔡教授，杨锐又分给校领导两个，分给新华社等帮忙的媒体两个。
这些名额，其实都属于劳动报酬，是杨锐巩固自己的力量所必须的付出。
如果是正常的专家教授，倒是不用这么复杂，申请下来的经费，直接给所在的单位交钱就行了。
张建勋之所以敢压着杨锐的经费不拨，就有这层潜规则的因素。80年代初的科研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了科研院校的基础经费，比如一家百多人的研究所，除了每年几十万的工资奖金以外，总免不了要有一些其他的开销，比如纸笔墨水、水电暖气、桌椅板凳维修之类的办公开支，再多一点的，还有楼宇宿舍的修缮，通勤车辆的油费等等，总而言之，要让一百多人的单位正常工作，一年总少不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这些钱，国家以前都是会拨付的，科研改革一来，这一块就被一刀切了。
当然，切掉的钱并不是消失了，上层的目的依旧是打破大锅饭，于是，这些钱多数被填入了各种科研基金中，等待研究员们申请。
就上层设计来说，自然是研究工作越多的单位，申请来的资金越多，从而研究水平越高的单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获得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但在实践中，各个单位分到的研究经费，不得不用来补贴办公经费。
比如唐集中的实验室，一年得到的近百万经费里，总有二三十万，要给北大的校级机构和院系开销，如果杨锐是北大的教师，他申请来的经费，也理所当然的要有这项支出。
可惜，杨锐并非是北大的教师，也没有理由直接送钱给北大，他也不允许张建勋这种人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漂没自己的经费。这种非程序化的税收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心难测，今天漂没一成也许就满足了，后天或许漂没五成仍然觉得给你留了面子……
相比之下，杨锐宁愿建立自己的做事风格。
他不能直接送钱给别人，但像是可口可乐的参观名额，却是比钱方便又有效。
3000美元的费用，外加一系列的手续和特权，还有可口可乐的地接，凡是拿到这个名额的，没有不对杨锐赞赏有加的。
杨锐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名额，异日有暇，他完全可以自己花钱出国，想坐头等舱坐头等舱，想花3万美元也没问题，确实没有必要挤占一个方便的名额。
漫长的欢送仪式，进行了至少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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