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道，“你们底子可是比许多民企好太多了，要设备有设备，要资金有资金，要技术有技术，怎么可能竞争不过呢？”
他看张伟生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这也太过无能了。
张伟生叹口气道，“坏就坏在咱们是国企，以前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一个坑放几个萝卜，一个岗位可能会派两三个工人去做，因为当时推统收统支，所有的工资都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跟企业没有关系，冗员在企业来说不是负担，再说，咱们一直的效益都不错。
但改革开放以后，养工人的负担逐渐转到企业来，包括退休职工的养老，过去国家由财政直接拨款，现在也要企业负担。
我们可是有40年历史的老厂，退休工人就有好几千号人，这个我们怎么承担的起？
还有这个职工的看病、住房，都是花费！
你说我们哪里还能有钱做什么技术改造，设备引进？”
他说的怨声载道。
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军太狡猾！
李和笑着道，“原来是政策性亏损，倒是真的不怨你。”
并不是所有的亏损都是经营性亏损，也不是国企领导无能，还有一种亏损叫政策性亏损。
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由于各种历史问题，企业承担了不应该的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国有企业中，医院、学校等各种为员工生活服务的福利设施所占用的实物性非生产性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很大比例，加上住房、社区维护和改造，以及支付给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等费用，这种非生产性的资产总和也占国有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
这些都是国企身上的沉重负荷。
社会性负担严重制约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企是戴着脚铐在行走。
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了解情况的，很容易对国企形成误解，认为都是酒囊饭袋一族，实际上非战之罪。
理论上上说的是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是实际上连明晰产权都困难！
只有剥离政策性负担才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
张伟生道，“李教授，你是明白人，你说我能怎么办吧？我两头不讨好啊，领导说我没本事，员工以为我们是蛀虫？这费心费力都是活个什么劲！”
第0735章 良心国企
权利越大，责任越大，这在国企中一点也没差。
风光亮丽的背后，是无数次苦苦挣扎。
国企不同于民企或外企，国企中，再大的领导一般其上也会有更高的领导，处在下游有群众的中间地位。
大领导开工作会议，要给国企领导布置业绩任务，领导再将任务分配给下属群众，看似非常轻松，实属不易。
国企几乎没有开除员工的机制，不管是员工责任心不足、能力不强还是考勤不达标，最坏的结果就是不予晋升，大部分情况既不会降级，也不会处分，除非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否则很难遇到淘汰不合格员工的情况，这样如果员工乐得偷懒，企业就只能养个闲人。
所以正常情况下，不求上进的员工是可以不鸟他这个厂长的！
大领导有强压政策，群众又有抱怨情绪，中间领导只能左右为难间承受压力。
李和道，“那市里就没什么计划？”
张伟生道，“市里打算把我们漂染厂和另外几家印染厂、棉纺厂和合并了，不过我是不看好，这样更是不清不楚的混乱，矛盾还在那放着，去不了根。我是向市里建议出售最好，只有出售了，这权责才能剥离清楚，划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的界限，该政府做的就政府做，该企业做的就企业做。李教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参与的想法，金鹿集团不就是做纺织的吗？要是金鹿肯接手，政府同意的可能性很大。”
李和回国在香格里拉酒店做的演讲，张伟生都是全程在场的，所以对于李和的地位和财势，他是有一定了解的。
所以此刻看到李和，他不免有点心动，希望李和能够接手漂染厂，说不准看在交情的份上，他还能继续运营这个厂子。
“有时间大家一起吃个饭，可以研究研究。”李和没有直接点头，出于照拂对方的脸面，也没有直接拒绝。
对他来说，国企的事情太复杂，牵扯的事情太多，他没这个精力去扯皮。
国企的矛盾和问题不在于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有国企，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企，而且活的很潇洒，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法国10家最大的一流企业全部是国企，如法国空客、法国国铁、法国电力集团公司、法国天然气集团。
其它的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德国，如果从所有制形式来说，德国电信、大众汽车、莱茵集团、德国邮政都是属于国企，因为其大股东和重要决策方都是出自于德国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
还有一个国家的国企是国内许多中国国企在争相效仿的榜样，那就是新加坡淡马锡。
淡马锡控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政府所全资拥有的几家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却始终保持神秘。
作为豁免私人企业，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据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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