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下够胆子在张居正面前说这些话的大臣怕是超不过十个，有一些反对新法的，也未必有范进看的那么透彻。更何况张居正与他们先有了成见，于对方的话也未必往心里去。范进这个准女婿又是自己门下急先锋，为了帮助自己夺情各种阴险手段齐出，可以确定是自己门下铁杆忠臣王牌打手。这样的人说话肯定是为了自己好，连他都说出来这些，可见问题确实存在。
张居正沉吟片刻，“你是说，老夫派去的监临官报喜不报忧？为了推行新法，甚至联合了下面的大臣骗我？”
“大家只是心太急而已。”范进道：“一个要通行全国的新法，肯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形做出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可是现在大家的心太急，总想在老人家面前立个头功，都以丈量田产，或是征收钱粮为荣，甚至以此为得官不二法门，百姓就要遭难了。”
张居正其实心里也知，自己的做法过于激进。但是眼下天子年龄渐涨，他日一旦亲政，是否还会按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他心里也拿不准。至少要在天子亲政时，给他看到一个成绩，他才能继续支持新法，不至于反复。
这种心思能对人言的部分不多，在自己女婿面前，张居正也不能完全透露。如果让下面人觉得自己这个首辅不是万能，他们又怎么敢冲锋陷阵，披荆斩棘？他叹息口气道：“退思博学多闻，应知前朝王荆公故事。彼时新法未成，便为旧党尽数废除，乃至为了与其相反，连到手的土地都要送出去。其危害远比新法之前更坏，我大明如今一样有旧党。如果不快一点，只怕他们也会如前朝奸佞一般，为了新旧之争，坏了国家大事。”
“世伯，小侄认为前朝新法之败非败于旧党，乃败于自身。王荆公新法，本就是只重法，而不重人。结果看上去很好的法度，到下面就是害民的恶政，乃至为了新法而新法的事更是层出不穷。比如青苗法，本心确实是好的，小侄在上元也搞青苗贷。但是这等事的前提一定是自愿，结果当时的官吏强迫百姓借贷，把青苗法当成盘剥百姓乃至自己中饱的利器，这简直岂有此理！免役钱也是一样，交过了钱还要服役，谁能欢喜？日久天长，新法成了众矢之的，本就摇摇欲坠，旧党做的不过是在上面推了一把，就大功告成。如果新党自己不出问题，旧党想要掀翻新法，也没那么容易。”
张居正沉吟片刻，“那假若以你为新党，彼时如何行事？”
“行法先治人！先选拔绝对可靠的官员，以一两州为示范，在那里推行新法，他处不变。将新旧比较给皇帝看明白，也让自己看清楚。新法究竟有何不足，可以及时改进，旧法有何可参考处，也不能放弃。船下好调头，有问题查漏补缺也很容易。只要新法确实是善政，民众自有选择，到时推行新法，就是顺理成章。而在试点之时，再另外栽培一批官员，保证他们一可靠二可用，等到新法推行，再把他们派下去，以此类推循序渐进。这样推行新法的速度会很慢，也许几十年都不能遍布全国，但是会很稳。要告诉官员，让他们去行新法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多交钱粮不如百姓安居，以民心为考量基准。监临官要视察民间，如果有民变自然革职，如果民众切齿，称其为酷吏，也一样要罢黜。”
“慢！新法有利国家，有时难免不能照顾黎民。”
“那也要让百姓觉得自己被照顾了。有些命令不一定非要执行，如果要执行不可，也要让百姓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是豁出去命去为他们争，但是没有争过。并且尽量为百姓争取了宽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好。这样百姓的怨气就不会发散在官员和朝廷身上，即使有人煽动作乱，也不至于真成大祸。小侄听说，就在世伯桑梓，都险些出了反贼。”
张居正面色略有些沉重，摆手道：“你不必遮掩，就是卿卿对你说的。老夫也不曾想到，江陵那里的官如此颟顸无用，民怨沸腾，几成不可挽回的局势。若不是老夫处置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范进心知江陵当地的问题，张家人自己要承担起码七成责任。已死的张文明为非作歹是地方一害，张居正的小舅子连江陵本地知县都敢打，张家人的行事作风不问可知，百姓没有怨气才怪。不过这话不能说，只好道：
“那些官吏不一定比别处的官吏差，他们只是懒。习惯了做官老爷，在衙门里享福，外面的事交给吏员衙役，到时候只要完成钱粮课税，自己就算功德圆满，于牧民之道相去甚远。百姓不再相信官府，有了委屈不愿意讼官，只在心里压着。日久天长压不住，就想着发谢。再有人煽动蛊惑，就可能导致民变。之所以大家没闹事，还是相爷名声在外，人们不相信地方官，但是相信相爷会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世伯一声令下，才能那么容易就把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张居正回忆家乡之事，局面并非那么容易处置，以自己的才干，外加湖广精兵正好驻扎于江陵，也是很废了一番手脚，才把那伙人消灭。以战斗力算，那帮人绝对算得上悍贼。不过范进所说的话确实也有道理，正是靠着自己的名望，很多人不肯附逆，真正抵抗官兵的人并不多，不少团练乡约还出兵助剿，才保证那些人没一个逃脱。如果当时的局面变成百姓都起来对抗官兵，那胜负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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