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曼出手后，仅仅用了两三天，就摸清了日本人的态度。
“NEC公司和东芝，都不打算出售最新一代光刻机，以及其他配套设备。他们愿意出售的设备，加工能力最多只能生产三四年前的英特尔80286系列CPU的水平——可是英特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都已经发布了80386，可见日本人愿意拿出来的设备，是至少落后了一代的。更何况，日本人在半导体工艺精度上本来就比我们美国企业还要强，英特尔只是我拿来举例的标杆，事实上都不能代表目前的最强工艺，日本人卖的东西，比他们的尖端潜力起码落后了五年！”
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P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P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日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日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顾骜至少可以先把需求资金规模估算一下，然后大笔兑换日元放着，并且让施瓦茨曼跟东芝/NEC敲定：“如果交易成立的话，应当以日元结算”。
因为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到时候美元变得更不值钱了，顾骜就要亏钱。而提前兑换成日元的话，虽然广场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最初这一两周，日元的升值幅度也才5%，所以是可以接受的，顾骜提前兑换两三个亿美元的钱变成日元，为采购做准备，也不至于多出来。
如果拖到年底，日元就要涨30%了，不是现在5%能搞定的。
距离广场协议签订后大约十天，也就是进入10月中旬后，顾骜看詹姆斯·贝克和其他有关利益人员，也急得差不多了，便表示他想要离开美国，回中国一阵子。
“你回中国干什么？”听说顾骜要走时，詹姆斯·贝克居然亲自上门来劝说。
作为美国财长，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礼贤下士”了——虽然，顾骜是基辛格的关门弟子，圈内地位也当得起这种交际。
面对对方的紧张，顾骜好整以暇地说：
“采购NEC或者东芝精密设备的事儿，我在这里也是遥控。而且，施瓦茨曼并没有什么进展。我回国，说不定能中西合璧一下，结合国内的资源，看看这些企业有没有别的漏洞可以要挟。放心，我们会保持联系的，我一定把日系的半导体工艺要价打下来，咱们有共同利益。”
“你们对日本人的情报工作，不可能比CIA还强！”
第680章 不肯卖就抄家
顾骜当然不可能狂妄到觉得自己的情报能力比CIA更强。
所以面对詹姆斯·贝克的“善意相劝”，他只是非常低调地用“愚者千虑，偶有一得”来解释，表示万一让他蒙到了呢。
同时，顾骜也跟对方约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两个月内他没有什么收获，到时候他会重新回美国跟大伙儿会晤，听取美国人对付日本人的计划。
考虑到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詹姆斯·贝克也不能一棍子否定顾骜的找把柄能力。
再说了，顾骜也有自己的其他生意要处理。
比如，这段时间，他在聊正事儿之余，也跟彼得森等人不经意提起过，说他有意收购一些美国的生活消费品牌，诸如加利福尼亚州芳香鸡、德克士州炸鸡、肯塔基州炸鸡之类的……
这种潜移默化的暗示，让詹姆斯·贝克也实在不好找足够借口留人。
顾骜是商人，你不能因为逼着他在某一项生意上多走心赚钱、就不许他关心其他生意吧。
就这样，顾骜顺利脱身，暂时回了一趟国。
同时，肯塔基芳香鸡德克士这些意向，虽然顾骜其实是真想帮米娜买一家赚赚钱的，但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烟雾弹作用，进一步强化了顾骜在贝克、彼得森、基辛格这些人心中的印象：
这是一个为了赚钱，不惜向中国传播美式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的人，内心铁定算是黄皮白心。
“在华推广辣鸡洋快餐”这种事情，搁20年后的开放环境，当然不至于被人多想，只会当成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当然也不排除互联网刚出现那几年，吴节操震惊部们捏造“六只翅膀八条腿的鸡”这种假新闻博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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