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子莫若父，儿子的这些优缺点，王安心里是有数的。
但癞痢的儿子自家的好，连司马炎看了司马衷那种粗浅的答卷（虽然司马衷那个貌似粗浅的答卷还是他老婆贾南风找T监作弊的），都会坚定继续立司马衷当太子呢。
论与人性的斗争，王安至少比司马炎还强一些，那也就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了——王安可是没得选，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而司马炎可是有十个儿子活得比他久，依然坚持立智障的活长子当太子呢。
王安把杂念从脑子里驱赶出去，然后痛苦地轻咳了一声，用命令的口吻吩咐：
“我过几天要去一趟中国，参加一些行业发展的战略研讨会，还会被高层接见——你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去。
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不求表现自己，至少也要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公众形象，让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别说你卡宁汉叔叔对你可是一直不太看得上，连CMO钱伯斯是什么态度，你心里也是清楚的。我真不希望看到哪一天，为了让你接班，逼得我不得不清理元老和骨干。”
王安在王安电脑，那就像朱元璋的势力一样。朱元璋当然可以为朱标或者朱允炆清理掉交接权力的威胁。可是清理过后，王朝的战斗力也会下降，这个道理王安心里是很清楚的。
能让儿子多镀些声望，将来也好少几个人因为不服而离开。
“好的，我这就去准备。”王列从来不敢违抗乃父，立刻做好了连夜恶补谈资的准备，争取将来真到了什么战略研讨会上，哪怕刷点纸上谈兵的声望出来也好。
产业战略研讨会嘛，本来就不是真刀真枪的实战检验。纸上谈兵谈得好、大佬说你牛逼，你就牛逼了。
至少在未来有机会被实战检验之前，暂时牛逼过了。
历史上，王安在86年10月去了中国，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回来后11月份就把位置传给了儿子，前后脚差了仅仅半个月。
显然，王安自己都打算是趁着自己威望最高的时候、趁热打铁做出这个决策。
只不过，联合创始人卡宁汉和CMO约翰·钱伯斯为首的一批人，还是愤然离开了王安电脑，不愿意接受王列的管理。
卡宁汉已经老了，毕竟是王安的同辈人，离开后到同行那儿厮混了没几年就退休了。
而约翰·钱伯斯才40岁出头，历史上此公离开王安后，辗转了两年，被一家新崛起的美国无线通讯和自动交换机领域的公司、思科公司的创始人莫德里奇慧眼看中，招揽到门下，还承诺让他当接班人。
钱伯斯加入的时候，思科的市值才7000万美元，完全是一个被摩托罗拉压着打的弟弟——毕竟思科公司是1984年、摩托罗拉已经发明出了手机后，发现手机基站这个行业有前途，才刚刚跟风成立的，所以早期弱小很正常。
不过，钱伯斯靠着自己的实力，在思科找到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奋斗五六年后，就接了莫德里奇的班当上了CEO，把思科做到了21世纪初巅峰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大公司。
当然了，思科后来也跟其他无线通讯基站巨头一样，被华为逼上了绝路。不过这并不能因为晚节败退，就说约翰·钱伯斯这个传奇CEO能力不行。
毕竟被华为逼死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地球上那些思科的同行里，除了一家爱立信坚持活了下来，其他不都被华为屠了么，谁也没比谁更丢人。
（这里指的是跟华为的“网络侧设备业务”重合的那些同行，也就是跟移动电信这些运营商做生意的公司。华为后来跨圈做了终端设备，比如手机；在终端市场，华为当然不算最强，苹果三星都活得好好的，谈不上统一天下）
……
王安并不是穿越者，所以他不会知道“他强行让他儿子上位后”，会发生的那些具体事件细节。
更不会知道后面钱伯斯、思科的那些纠葛。
他只是凭借商业天赋和本能嗅觉，觉得大概率要出事儿。
如今这一世，王安在被顾骜通过彼得森约去中国参加座谈会“论剑”的那一刻，历史就被改变了。
所以卡宁汉也好，钱伯斯也好，他们的后续人生轨迹并不会按照原先的惯性发展。就算叛出王安电脑，也不一定会去思科。
说不定就去天鲲了呢。
还没发生的事情，就别说太多了。
王安强行借口身体不适，多拖了几天，给儿子多争取了点纸上谈兵的备课时间，一直到4月15号，才慢吞吞包了专机，飞往京城。
为了不让自己培植亲信的迹象太明显，他也不光带了儿子王列，还带了几个打掩护的公司战略层吹逼角色——都是没可能接任总经理的次一级角色。
卡宁汉、钱伯斯这种威望再升一步就有可能在他本人死后接班总裁的人，那是绝对不会带的。
就相当于朱元璋带朱允炆出去遛弯的时候，能带耿炳文，但不能带徐达常遇春。
专机上的十几个小时，王列依然在恶补最新的行业大势、战略发展推演，丝毫没敢耽误。
而他爹因为癌症中期身体不适、精力不济，所以几乎是上了飞机就沉沉睡去。
王列也不敢打扰父亲休息，一直捱到快降落的时候，看父亲有些迷迷糊糊，才轻轻叫醒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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