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顾骜把韩婷请来家里喝茶：“韩老师，这几年汉乐电子订单也够吃满了吧，基本上没有需求不足、淡季要转产电视机才能摊销固定成本的情况了吧。”
韩婷：“没有，前年开始，我就逐步单独拉一条生产线，专产汉乐彩电了。那个目前只能算副业，反正国内钱好赚，86年那波，通胀胀价，市面上什么电视机都抢光了，后面好一点，物资没那么紧张，但还是有得赚。”
顾骜：“那就好，听我一句，未来电视机行业过剩是难免的，国内的物资短缺状态，没几年可以撑了，最多三四年，国家就要喊转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转型了，结构性产能过剩肯定会激化的。电视机这个东西，技术含量太低，死抱着不放的都得死。与其现在还让其他想做电视机的新单位、盲目上马扩产产线，还不如把汉乐电子的旧产线卖给那些想扩产的厂子，那也算是少花外汇积点阴德了。”
国内电视机厂遍地开花粗放上马，最激烈的是在1985和86两年，几乎是到了每个省都有新厂子投入生产，都觉得国内高端电子消费品太匮乏，造多少都卖得出去。
当然了，因为那时候全国的电视机保有量还不满两千万台，毕竟还有几亿台的市场可以圈。
所以哪怕经过这一波发展后，86年时一年的全国电视机年产量就达到了好几千万，还是大多数卖出去了。
这还得感谢中国太大，市场太大。
两三亿台的刚需市场，总要六七年才消化得完。到了92/93左右，国内几乎绝大多数城市家庭，和相当一部分非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都有电视机了，红海价格战的惨烈才渐渐显现。
后来一直杀到90年代末，才算是淘汰掉了80%的僵尸电视机厂，从几乎每省都有，变得只剩下川鲁粤等五六个省的大牌。
现在汉乐电子要是卖掉产线的话，那也相当于让其他还盲目想进场的某家地方拍脑门型企业，少花点外汇再去外国进口产线，所以算是变相节约了资源。
能让全中国的电视机产能扩张，少扩那么每年几百万台，也是好事儿。
只可惜，韩婷很是舍不得：“你说的道理我懂，目前我算过，一年全国三四千万台产能都不止了，去年前年新建的厂，要是将来都全速生产，破五千万年产量是很轻松的。但是，按照中国的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长，还没买电视机却买得起的家庭，起码还能让这个市场撑好几年。如果我手头的是其他新厂子，果断停止扩张也就罢了。可汉乐电子是从1981年开始就打开了牌子的，当时国内竞争多少？市场多空白？品牌影响力也是重要的无形资产。就算将来红海惨烈竞争，汉乐电子那么老的招牌，那么好的口碑，浪费了不可惜吗？要优化，也该从那些没牌子的小厂开始优化，国家宏观调控阻止它们再进场啊。”
韩婷说的，也是道理，尤其是国内92年之前还没提市场经济是主流，所以韩婷这样的老式思维，即使接触了足够多的外部世界，依然觉得国内的问题可以靠调控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浪费。
顾骜也知道，这一点美好理想本身，并没有错。
他叹了口气，换了个角度劝说：“那你可以把产线转让和品牌使用权分开嘛，比如，产线转给现在要扩产的地方新厂，而在电视机领域使用汉乐品牌的权益，授权给本地有实力的同行，比如我觉得创维就不错。电视机的门槛太低了，而未来液晶和其他半导体显示技术的门槛要高得多，没有几十亿起步的资金，是玩不转的，每个省也不可能都投得起。你可以走到比电视机产业更上游的位置，不管谁卖机器赚辛苦钱，都要从你这里进屏幕，而屏幕的单块附加值比整台电视机还高，这样不好么？”
韩婷听了这个数字，大吃一惊：“几十亿的资金准入门槛？你说的是人民币么？就算是人民币，那也太高了。汉乐电子也投不起吧，总不能把这些年赚的资金统统砸进去其他不做了吧。”
如果按照三十年后，BOE（京东方）的产业规模来算，那个年代为了液晶和LED显示技术所砸下去的产线投资，加起来全国都有三千亿人民币了，BOE一共开了十几条产线，每条厂子至少是200多亿人民币投资。
即使退缩到90年代初，部分物价低好多倍，单厂产能规模要求也没后世那么高，但几十亿人民币还是要的。
正是因为需要的规模效应和准入资金门槛高，才让这个行业没有像电视机那样做烂。
有时候，不仅技术、品牌是门槛，启动资金规模也可以是行业门槛。
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一股要二三十万美元，那你至少要有二三十万美元你才有买一股跟着巴菲特混的实力。连三十万美元都凑不到的小散，就先滚吧。
普通小电视机厂，当时几千万投资就启动了，所以各个省市都眼红，都想盲目上马试试。要是起步就要几十亿，他们就连试都试不起了。
顾骜：“我怎么可能害你？要不是我自己没精力做重资产，我也不会找你了。机会难得，当断则断，就算你把电视机相关产业、品牌授权都卖了，再加上你这些年来的结余利润，还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做的话，我还要给你想办法融资呢，当然，可以是入股。”
韩婷思考再三，全盘接受了顾骜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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