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住这个圈子的经济体系秩序，遵照国际惯例给个几万美元、买断在内地的独家版权，相比之下社会综合效益显然更好一些。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个时代的对外版权贸易，基本上只有“一口价买断”这种形式，而不可能是“票房分成”。
一来外国人看不上国内的票房，二来技术上也没法统计，很多东西也不适合透明。
半年前徐凌主导引进《追捕》的时候，厂里跟日本人谈的也是这种买断制。
今天顾骜想跟他谈，肯定也是在这个模式基础之上。
……
或许是因为苏萍、萧穗等徐凌信任的中间人背书，短暂的试探交锋后，徐凌对顾骜的人际关系网和斡旋能力，已经没什么怀疑了。
能出访多次、并且在档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人，对国家的舆论导向、审查尺度肯定是极为熟悉的，宣传战线上认识的朋友也不会少。
不过，谈到具体的商业定价问题时。
尤其是顾骜再次介绍了他在香江的合作伙伴、以及可以提供的代理空壳时，徐凌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小顾，这门生意，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他抿了一口茅台，右手食指中指微曲敲击着桌面。
“你找的那家香江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商，我看过了。你想挂靠资质当中介，这没问题。但你以为如今的中介是赚钱的么？不，那都是赔钱的。你指望倒卖版权赚差价，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国家不会看着任何‘捡漏’的中间商赚差价，最多只有原制片方可以赚到钱。否则厂里就是违反了政策，将来也是会被查被处罚的。”
后世版权自由交易比较发达的年代，倒腾版权、捡漏赚差价是很正当的生意。
比如一本网文，某个版权中间商或者代理商，赌这个写手将来会大火、他的所有作品改编权都会升值，那就先当一把“伯乐”，在对方还贫贱的时候就低价入手。等他真的火了，再把版权高价倒卖给真心想拍电影拍网剧的。
有点儿像缅甸那边的“赌石”，玩的就是眼光和捡漏。
但是在国内，直到80年代前半叶，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哪怕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
因为国内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而且很容易催生与电影制片厂关联的交易人、故意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如果允许的话，那万一制片方卖价5万的片子，中间商转手后再卖给制片厂，而制片厂里有个人收了中间商的钱，骗国家说“这片子值10万”。然后中间商就赚了5万、还可以从这5万里拿一部分给国营制片厂的拍板人当回扣。
因为任何艺术品，都是无法用严格客观算法来估值的。
名画、电影、书法、瓷器……这些东西究竟该值多少钱？计划经济是算不出来的。
艺术天生是洗钱和腐败的最佳载体，所以只能一刀切——只要赚差价，就不许买。任何想给艺术作品做中间商的人，只许赔本，不许盈利。
徐凌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政策，最后总结道：
“所以，我们国内只允许译制片厂直接问制片方购买版权。如果非要问二道贩子买，那这个二道贩子也不许加价，必须是按照他问制片方买时的原价卖给我们，甚至是亏本价。如果让二道贩子赚到钱了，那就是犯错误的。”
听了这话，马风、闻莺、顾敏、杨信四人，全部有些懵逼。
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国家居然有这种政策？只许赔本不许赚钱？赚了钱就算犯法？
那还开放这个代理制度干嘛？直接让中间商去死不就好了？谁会来做必赔钱的买卖呢？
徐凌怕大伙儿理解还不透彻，就又拿他半年前引进的《追捕》，作为例子算了一波：
“比如我买《追捕》的时候，该片制作成本折算成美元大约是200万，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大约是500多万美元，刨除分成后（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按433分成），只能算是略赚。因为日本国内成绩就不好，所以海外买断价也比较低，当时日方开价10万美元，最后厂里一边砍价，一边找了个愿意赔本做好事的日本中间商，实际只花了5万美元引进……”
（注：按照最后国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而言，这是很赚的，制片厂可以分到120万美元，相当于25倍的利润。
但当时国家缺外汇，所以只看到‘白花掉了5万美元，却只在锅里赚中国人自己的钱’，因此经济上的创收并没有被表彰，觉得只是左手倒右手。那时候只有赚洋人的钱才光荣。）
听到这儿，胆子颇大的马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徐老师，按您的说法，当时引进《追捕》，是有一家日本中间商主动出来承担了亏损？才促成了这笔交易？”
徐凌肯定道：“没错，是一家三井财阀下面的非营利性机构，文化宣传性质的，以8万美元从大映映画手中买下了该片在大陆的买断版权，然后亏了3万美元、以5万美元卖给我们厂的。”
马风不解：“那那家日本机构是国际注意战士不成？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亏钱？”
“他们是为了文化输出，好促进我们的开放和对日交流，为整个经济合作大环境造势。”顾骜打断了马风的问题，亲自回答了他。
徐凌听了之后，赞许地看了顾骜一眼，显然是觉得这小子眼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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