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前世的顾骜刚刚读初中，处于懵懂年纪，互联网在国内也刚刚民用不久。因为家在大城市，而且是住文教区，所以接触不到毛碟毛书这些非法出板物的小摊。
就在那时，一份叫做《斯塔尔报告》的东西通过正规报纸映入他的眼帘。
没错，就是莱温斯基案中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用于鼓动弹劾克琳顿总统而编纂的报告。
这份法律报告，连当时供核档一方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抨击它“疯狗一般地满纸污言秽语。经统计，以sex为词根的词汇在报告全文中累计出现了3700多次，而所有法律专业术语词汇全加起来还不到1000次”。
于是，顾骜好奇之下，利用刚刚接触的互联网，费尽千辛万苦弄到了这份报告的大致中译版本，就直接拿它当性启蒙涩情小说看了。
因为是人生启蒙读物嘛，所以印象深刻程度绝不亚于后来的猴龙桃混沌神颜色洁什么的。被那3700多个sex裹挟着，顾骜坑坑洼洼地好歹把那不足1000个法律词也扫了一眼。
顾骜记得，之所以克琳顿和尼克松一样说了谎、却没有像尼克松一样成立“妨害司法公正”的罪名，就是因为克琳顿的智囊吸取了尼克松的教训，在辩护方面做出了优化。
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一次裁定中，某个终生大法官的判词结论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是否成立“伪证罪”，不应当单独以当事人在面对有回答义务的司法询问时、如实陈述。
还应该兼顾他“说谎时所试图掩盖的法益、是否与其职权义务相关”。
用人话通俗地翻译一下，就是克琳顿是为了自己的鸡8而说谎，不是为了那些有回答质询义务的总统权力行使情况而说谎，所以这个谎没资格上升到“伪证”。
具体的法律论证过程，顾骜当然不知道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判词背后的法理，他看涩情小说时也记不住——他只知道，这个法律论证和援引，大致可以写出100多页……
顾骜现在要做的，就是拿着这个可行的结果，逆推证明，再从‘妨害司法公正’向‘妨害立法公证’嫁接一道。
找个懂美国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的高手，帮他补完、找判例组合……反正就是又到数学卷先开挂抄到答案，后写解题过程的时候了。
这几个环节，每一个都不能错，这个课题才能做得真正出彩，一鸣惊人。
真应该感谢一下斯塔尔这个不要脸的独检，为了扳倒克琳顿不择手段，把报告写得那么淫晦，让顾骜如此印象深刻。
……
“表哥，你对‘伪证罪’和‘妨害司法公正’熟么？”
“什么？我知道你是专攻国际商法的，但刑法你总学过的吧？我不管，你自己不行就找个可靠的刑法学牛人，甚至找教授也行。钱我会私下给的，你别问干什么。我就是要一切能有助于证明‘只要说谎所要掩饰的目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那么说这个谎就不算伪证’的判例、组合、推演！”
“这样可以搞定了吧？OK，给你两天。什么？太急？我加钱啊！实在不行你找个教授，把他下面的廉价研究生劳动力都动起来，查快一点。”
“没办法，你这个环节好了之后，我还要移植呢，只能这么赶。说好了，一共八千美元。”
顾骜挂断给表哥陆光复的电话，一个难点已然攻克。陆光复表示一定完成，两天之内会亲自驱车把顾骜要的东西送到华生顿来。
在1981年，八千美元够雇哥伦比亚大学一个还凑合的法学教授团队好几天了。刑事类顶级的律师，贵也贵不到多逆天，终究不如商法类贵。顶级教授打表两三百美金一个小时，顶天了。
至于研究生助手都是打包算钱的，也就是承包制。
不过，后面的移植环节就绝对不能交给外人去做了。
一来是常青藤各法学院的师生，不太接触国际法——他们主攻国际商法的强人是很多的，因为这个来钱，但那属于“国际私法”。至于怎么跟外国签条约、让美国加入某些国际组织，这属于“国际公法”。
而研究公法最擅长的，其实还是外交和国际关系专业，因为他们才是专职跟谈条约、应对议会打交道的。
其次，不仅是能力的问题，更有保密的问题。
顾骜不能让外人知道，他拿“如何利用谎言性质给伪证罪脱罪”的材料，是想往哪个方向移植。
这事儿如果给他静下心来，静静钻研一两个月，估计也是可以搞定的，但现在显然没时间了。
他在别墅的花园里来回踱步了十几圈，终于下定决心，只能抹下面子去麻烦一个老朋友了。
当晚顾骜搞材料写提纲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先去学校里先晃悠了一圈，跟同学们交流了一下进度、互相谈了点心得，再大致给基辛格教授汇报了自己的思路。（只挑暂时适合说的说）
大约上午9点多，顾骜估计大使馆已经开始办公了，就离开学校，确认没有人跟着自己，开车往北两公里，停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大学里。
然后在车里换了一身衣服，把风衣领子竖起来，下车走路去使馆。
诸位看官可千万别把“哥伦比亚特区大学”跟“哥伦比亚大学”搞混。后者是常青藤八盟校之一的顶级私立大学，在纽约。而前者就因为多了个“特区”，或者说“DC”的“D”，就只是一个华生顿本地的辣鸡公立大学，孱弱到只有四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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