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派势力要想证明其在美国对外事务上的常青树价值，就要打这个时间差，先做出一点成绩来，然后一旦总统需要，或者总统刚刚醒悟过来，就瞌睡送热枕头，把总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这样圣眷就更加巩固了。
基辛格与顾骜，开始各种推演，把之前论文课题提到过的各种可能性，都做上对应预案，尤其是按照“苏联人如果情绪一直不稳定，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出现此前没想到过的新情况”这一大的思想脉络往下推演揣测。
这种事儿是非常费脑的，连续十天的紧张学术操盘，顾骜都是在基教授的授意下，拨一拨动一动，只执行，不天马行空，不负责设想新的假想敌，把教授布置的方案都做了。
时间很快推进到了10月中旬。
“格林纳达如果出事儿，你这个快速反应方案不够完善。从尼克松开始，我们供核档的总统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要听‘上中下三策’的汇报，然后选一个。你直接给他一个方案，总统会不满的。”
这一天，在基辛格的办公室里，基辛格对顾骜拿出来的最新快速响应应对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
修改意见还不止一处：“这个阿根廷如果被苏联人扇动、出现变故的应对方案，也不行，备选项不够多。”
顾骜摘掉眼镜，揉了揉鼻梁，一边装累，一边不着行迹地心机：“教授，咱都是自己人了，你应该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几乎是不眠不休了，那种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衬方案，何必让我来想呢，你随便找个人，或者是阿卜杜拉学弟，或者别的可靠的谁，搞定不就好了，反正总统先生不会用的。”
基辛格歪着脑袋想了几秒钟，也注意到顾骜智力快被榨干了，选择了“掐头去尾脱敏后，放手外包”。
他跟顾骜刚才的这番交谈，言语并不多，但并非外交专业、或者对美国高层深有理解的人，是听不懂的。
这里就得提到后世基辛格回忆录里的一番论断了：从尼克松总统开始，因为尼克松跟东方智慧交锋了一段，回来之后，就喜欢上了学中国古代兵法那样，军师出谋划策一定要给主公“上中下三策”的选项，然后总统只负责拍板。
原先的美国总统，也希望下属汇报工作的时候，多给点分析选项，但没这么硬性。而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这几乎是硬性要求了。
这就导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后来也就随便给很不靠谱的备选方案，满足总统的“甲方情节”。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亲笔写道：“有些安全和国际关系幕僚摸清了总统的脾气后，就往往这么干：A方案是他真心想让总统采纳的方案，而B方案和C方案根本就没想过。总统非要3个，那么幕僚就临时想‘B方案就是直接跟苏联人打核大战同归于尽’，‘C方案就是直接认怂，承认苏联人拥有领导世界的权威’，最多再描述言语上稍微修饰一下。他们明知B方案和C方案就是用来满足总统的甲方拍板欲，绝对不会被使用的，所以再荒唐也无所谓。”
这样，总统幕僚和顾问们的形式主义工作量就大减。
基辛格本人，当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正是从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转岗到国务卿位置上的，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是最有发言权的。
尼克松之所以最后出了“水门事件”，也是因为手下一个“明显用来陪跑的荒唐备案”居然被真的执行了，然后就闹大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根本没有从窃听民猪档的事儿里，获得任何竞选优势，他也完全不需要刺探，都能清白选上总统。
所以说，“甲方为了显示自己权威的选择欲”，有时候是多么害人害己。万一你脑抽选中了一个乙方就是随便设计拿来陪跑的方案，最后就哭去吧。
基辛格如今还知道，尽管中间被卡特间隔了四年，但李根上来后，供核档系的总统，在国际关系问题决策领域，几乎还是沿用了尼克松“一定要汇报上中下策”的办事习惯。
只有遵照了给上中下策办事风格的顾问，才会得到总统的赏识。
如果很强势，只给总统一个选项，逼着总统按你的思路执政，那么这个顾问很快就会被认为是“试图操纵总统”而失宠。
怎么说呢，这也是人之常情。哪怕到了唐纳德时代，人家号称没有“圈内人的官僚气”，可如果班农真要搞“只给总统一个选项”，还不是要乖乖失宠被踢出白宫。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任何人坐到了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哪怕他一开始想得再好、再勉励自己要“虚心纳谏、兼听则明”，最后也会享受乾纲独断的快感的。
顾骜相信，他要是有机会当美国总统，他也经受不起这种考验。
幸好按照美国先法，他这辈子是不可能了，省掉了很多“如何防止自己有朝一日黑化”的担忧。
……
上面这些弯弯绕，顾骜和基辛格交谈的时候，当然不需要再赘述一遍，那是说给外人看的，类似于《北斗神拳》上的金牌场外解说员。
他俩都是人精，脑子里一秒钟闪完上述念头，然后就能流畅地往下聊了。
“教授，我觉得，如果你怕来不及完成那些‘明显要被否掉’的辣鸡备选项，不如就换个方针，让舒尔茨国务卿去完成这些工作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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