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基里洛夫给我搬了个台阶来，我连忙就坡下驴，附和道：“对，对，就是政委说的那样，我读书时，还没有机会学到那段历史。司令员同志，既然这个历史事件是您提起的，就给我讲解一下吧，免得将来有人说您的部下都是不学无术的。”
我这么一说，把崔可夫和基里洛夫都逗乐了，崔可夫见推脱不了，只好无奈地说：“好吧，既然奥夏宁娜同志想知道这段历史，我就讲一讲。
1905年1月22日，在乔治·加邦神甫的领导下，三万多名俄国工人聚集在圣彼得堡冬宫广场上，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一份有关改革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请愿书。他们首先要求选举民意代表，其次要求农业改革、减轻农民沉重的负担，以及实行宗教自由等。
沙皇政府刚开始静待观变，未采取任何行动。但不知谁先开了一枪，导致场面出现了混乱，于是官方乃下令展开血腥镇压。军队以武力驱散工人，造成一千多人死亡。这一天被称为‘圣彼得堡血腥的星期日’。俄国的工人对沙皇作出改革的希望从此彻底幻灭，接下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集会以及暗杀行动在全俄罗斯层出不穷，严重地动摇了沙皇政府的根基。”
听完崔可夫的讲述，我脑子里又多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是1月22日，而不是1月9日这样的问题。不过怕再被崔可夫调侃，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出口。
崔可夫又抬手看了看表，随后站起身来，对我说：“好了，奥夏宁娜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尽快赶到罗季姆采夫那里去呢。”
我答应一声，又向基里洛夫交代了几句师里的工作，才带着两名警卫员，跟在崔可夫的后面离开了指挥部。
我走出指挥部，看到崔可夫正站在门边，看着旁边的一个大坑发呆，那里是原来的指挥所。我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里驻足，连忙走过去，站在他的身边低声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敌人这段时间对马马耶夫岗进行炮击的同时，还派出飞机进行不间断地轰炸。您原来这个指挥所，就是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后，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当时有人在里面吗？”崔可夫问道。
我摇摇头，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没有人员伤亡。自打师指挥部修好后，原来设在这里的电讯室搬了进去。”
“那就好！”崔可夫长嘘一口气，接着一摆头说：“走吧，我们出发。”
由于敌机的长期轰炸，指挥部外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焦黑的弹坑。原来摆在指挥部外面的那架飞机的残骸，早就不知道啥时候被德军的炸弹炸到瓜哇国去了。
来到山脚下，我看到停着两辆吉普车，崔可夫和他的几名警卫员上前面那辆车，他在上车前，还用手指了指后面，对我说：“奥夏宁娜同志，你和你的警卫员就上后面那辆吧。”
看到前面的崔可夫座车出发，我们的车也紧跟上去。
驾驶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开车非常谨慎，每次经过弹坑时，他都会适当地放慢车速。看到崔可夫的吉普车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禁着急地问司机：“司机同志，你看司令员的车都快没影了，要是跟丢了，你知道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吗？”
司机听到我的问题，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来的时候，司令员就说过，要到‘一月九日’广场那里去，好像说近卫第13师的罗季姆采夫师长就在那里。上校同志，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平安地送到目的地的。”
虽然司机说得十分有把握，但我却不敢掉以轻心，扭头吩咐后面的警卫员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止突然冒出来的德军的散兵游勇。
第664章 英雄的大楼（下）
吉普车进入苏维埃大街时，我看到崔可夫的车就停在一栋相对完整的建筑物旁，他正站在车下，背对着我们和几名穿崭新棉军服的指战员在说话。我连忙让司机停车，带着两名警卫员朝他走过去。走近才发现，原来正和他说话的人居然是阿赫罗梅耶夫。
阿赫罗梅耶夫看到我朝他们走去，停止了和崔可夫的交谈，冲我点点头。由于我前段时间在师里下过命令，在战场上不准向指挥员敬礼，所以他没有向我敬礼，只是礼貌地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师长，您来了。”
崔可夫扭头看到是我，嘀咕了一声：“怎么来得这么慢？我都等了你们老半天了。”听他这么说，我真是哭笑不得，总不能在他的面前告司机的状，说司机为了安全起见，遇到弹坑就减速，左减右减就把时间耽误了。不过好在崔可夫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冲着我一摆头，说道：“走，我们到罗季姆采夫那里去，还有你，上尉同志，跟我们一起走。”
通往“一月九日”广场的道路，都在我军的控制中，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不用担心遭到敌人的袭击。崔可夫和我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阿赫罗梅耶夫和几名警卫员跟在我们的后面，保持着四五步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既给我和崔可夫留下了谈话的空间，又可以在我们有什么事情时，可以及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崔可夫边走边向后面望了一眼，接着在我的面前称赞着阿赫罗梅耶夫：“奥夏宁娜，你的这位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就是来自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少尉集训队吧？刚刚我和他谈了一会儿，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是一个挺有战斗精神的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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