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夏宁娜同志。”我的话刚说完，安东诺夫就皱着眉头说：“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没有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难道你打算将这些叛徒，都编入我们的军队吗？”
见一向比较随和的安东诺夫，居然对改编战俘的事情如此抵触，我心里不禁暗叫不好，因为就算我的提议在他们这里得到了通过，还要经过斯大林的一关。本以为他们能成为我的助力，此刻却发现自己想多了，他们没准还会成为我的阻力呢。我试图说服安东诺夫：“副总参谋长同志，虽然他们做了德军的俘虏，但这么长时间却一直没有向敌人屈服。假如能将他们编入我们的部队，以他们对德军的无比仇恨，以及强烈的复仇心理，一定可以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的。”
“可是你想过没有，假如将他们编入军队。”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在一旁表示着沉默，只有安东诺夫还在和我进行着辩论：“他们在战场上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时，我们又该如何办？”
“不会的，副总参谋长同志。”看到安东诺夫的态度如此固执，我只能继续向他摆事实：“我们的指战员在被俘后，除了一部分被德国人就地枪决，一部分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死去，剩下的人被敌人关在战俘营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就算如此，他们也没有投靠德国人。如今有了复仇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的。”
“好了，兵员的问题，我们现在暂时不讨论。”朱可夫打断了我和安东诺夫的争执后，望着华西列夫斯基说道：“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制订白俄罗斯战役的作战计划吧。”
几人围着地图，开始紧张地讨论起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交替着，阐明自己对战役的想法，而伊万诺夫则成为了记录员，不断地将两人所说的话，都一一记录在案。
等进攻计划的草案出台后，已经到了傍晚。华西列夫斯基抬手看了看表，试探地问朱可夫：“元帅同志，已经到吃饭的时间了，要不你先在我们的军官食堂里对付一段？要制定，我们食堂里的伙食还不错呢。”
“不了。”朱可夫摆手拒绝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自顾自地说：“我们还是尽快赶到克里姆林宫，将这份计划交给斯大林同志过目吧。”
朱可夫的提议得到了华西列夫斯基的附和，他点着头说道：“没错，我们应该尽快将这个计划交给斯大林同志过目，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
向斯大林汇报工作，肯定用不着参谋总部的所有主管出面，因此乘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就只有我、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三人。
看到我们三人联袂而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连忙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我们的面前，微微鞠了个躬，礼貌地问：“两位元帅同志，请问你们是要见最高统帅本人吗？”
朱可夫点了点头，客气地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是的，我们有急事要见斯大林同志，请你去通报一声。”
波斯克列贝舍夫点了点头，转身推开旁边的门走了进去，并随手关上了房门。过了片刻，他打开房门走了出来，冲朱可夫他们说：“两位元帅同志，最高统帅本人请你们进去。”
我听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提我的名字，便没有跟随朱可夫他们两人去觐见斯大林，而是留在外面的房间。
波斯克列贝舍夫伸手朝空着的椅子一指，客套地说：“奥夏宁娜同志，别客气，请坐吧。两位元帅向最高统帅本人汇报，没有一两个小时是出不来的。”
看到我坐下，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坐下和我聊天，话题就围绕着此次白俄罗斯之行。虽说他是斯大林的秘书，但有些事情在没有得到允许前，我是不能告诉他的。所以我只是避重就轻地和他聊了一些无关轻重的事情，而涉及机密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提起。
聊到白俄罗斯一行时，我忽然想起刚失去了父亲的瓦莲京娜，便好奇地问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我想问问您，您认识图塔耶夫市的领导吗？”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他这么一笑，让我明白自己问了一句傻话，既然他是斯大林的秘书，就算不认识下面的领导，又有什么关系？要办什么事情，他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下去，那些人还不屁颠屁颠地帮他都办好了。
想到这里，我连忙将瓦莲京娜家的情况，向波斯克列贝舍夫大致地讲了一遍。最后还有些紧张地问：“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您看是否可以让当地的领导，给这个孩子家里一些特殊的照顾。”
“奥夏宁娜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客气而又疏远的语气问：“这个叫瓦莲京娜的孩子，和你是什么关系？亲戚吗？”
我摇了摇头，老实地回答说：“在去白俄罗斯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小女孩。我之所以想帮她，是因为看她实在太可怜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盯着我看了一阵，随后翻开桌上的一个小本子，拿起了铅笔，问道：“孩子的全名叫什么？有多大岁数？她的妈妈又在什么地方工作。”
听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这一连串问题，我便知道他打算帮我，连忙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都竹筒倒豆子——一股脑都说了出来：“孩子的全名叫瓦莲京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捷列什科娃，今年七岁。她母亲的姓名不知道，不过是个纺织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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