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列沃利德是西多林中校的儿子，看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时间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冷冷地说：‘列兵同志，把西多林中校的遗体，交给司令部警卫连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由于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间的父子关系，所以无法体会到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的态度显得很生硬。
我当时看到小西多林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让自己哭出来，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礼后转身离开。
直到列沃列德离开，我才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语气严厉地告诉阿布拉莫夫：‘军事委员同志，您刚才对待列兵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说糊涂了，他不解地问道。
‘因为刚才的列兵战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听完我的话，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有难以置信的口吻，试探地问道：‘真的？！’
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来，阿布拉莫夫主动提出让小西多林担任他的警卫员，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说我会替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顾他的这个儿子。
第二天，我坐车去自己的观察所，经过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时，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连忙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冲着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听到我的喊声，小西多林从地上跳起来，掸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军装，飞快地跑去执行命令。很快他又提着冲锋枪重新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车。
我们在路上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亚。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看到他腼腆地点点头，我又接着问，‘需要我让你离开部队，去后方找妈妈吗？’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说，眼眶里的泪水居然夺眶而出。我当时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痛处。他抹了一把眼泪后，坚定地对我说：‘司令员同志，我不会走的。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牺牲的指战员们报仇。’
从那时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传令兵，他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我。他比同龄人成熟，即使在战斗中，也表现得很勇敢很开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会悄悄地为他牺牲的父亲流泪……”
听崔可夫讲小西多林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连忙扭过头看向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抬手擦去顺着脸颊留下的一滴泪水。刚擦掉泪水，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清晰的抽泣声，扭头一看，正好看见司机一手握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抬起在脸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你们都要记住，只要战争一天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就随时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徒，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属于他们的和平生活。”
路边出现了逃难的人群，这还是我穿越以后，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难人员。只见他们扶老携幼，正在坑坑洼洼的公路边艰难地跋涉着。里面没有什么青壮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孩子，他们有的背着包裹，有的一手提着皮箱一手牵着孩子，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走停停，几乎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要是没有隐隐传来的隆隆炮声，估计他们真的是不愿再继续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难民的惨状，有些不忍，回头问崔可夫：“司令员同志，需要帮他们一下吗？哪怕只是载几个人走一程也行。”
没想到崔可夫直接就摇头否定了：“不行，奥夏宁娜中校，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不能因为他们而耽误我们的行程。”说到这里，他看了外面一眼，叹了口气说：“对于他们，我只能表示同情，我们是爱莫能助啊。”
第495章 作战理念的差异
我们的吉普车放慢速度，在难民的中间行驶。没想到开出了十几公里后，公路两侧仍然是络绎不绝的难民人潮。
我扭头向后排看了看，崔可夫头往后仰，背靠着椅背在闭目养神，而班杜林却在看着窗外。我回头朝窗外望去，在尘土飞扬的土路边，难民们的脚步是那么疲惫，行动是那么迟缓，就仿佛凝滞在那土地上似的。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低声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您知道他们这是朝什么地方撤吗？”
“还能去哪里？”班杜林严肃地说道：“当然是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去啊。”
斯大林格勒，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不禁咯噔一下，顿时为这些难民将来的命运担忧起来。要知道，在我已知的历史里，斯大林为了防止引起恐慌，下达了不疏散斯大林格勒市民的命令，最后导致几十万市民白白地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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