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报废的老式坦克，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据我所知，一些修理站为前沿部队提供这些老式坦克，让他们去冲击敌人的阵地，用履带将敌人的战壕碾平。”
听马尔特诺维奇讲了一大堆专业方面的问题，我终于把话题转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面：“在刚才的战斗里，你们修理站的伤亡大吗？”
“中校同志，您请跟我来吧。”站长沙洛维耶夫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带着我往废铁堆中间走去。他边走边向我介绍说：“我们的工作场地，就是一个简易工棚，是用钢管搭起来，外面蒙了一层篷布。里面摆着两台机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零件要用车床加工。”
走到篷布被弹片撕得粉碎，只剩下光秃秃管件的工棚前，我看到外面的空地上摆在五具工人的尸体，他们的脸被其他的工友用衣服小心地盖上了。对于见惯了生死的我来说，看到几名牺牲的工人，不会引起我任何的情绪波动，反倒是沙洛维耶夫激动起来，他不停地用手抹掉夺眶而出的泪水，哽咽地说道：“这五名工人，都是我手下最能干的车工。”
“他们是怎么牺牲的？”这次问话的是跟在我身后的奥列格少校。
“敌人进攻时，我们正在用车床加工坦克履带的轴销。敌人炮弹不停地飞来，落在车床旁边爆炸，一个车工倒下了，第二个接着干，第三个车工在一旁随时待命。就这样，十几个小小的履带轴销，就让我们维修站付出了五名优秀车工的代价。”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在炮击时，不停止工作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后世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如今这个年代是多么顺理成章。在沉默片刻后，我又低声地问：“还有其他人员伤亡吗？”
“有的。”沙洛维耶夫接着说：“当敌人向我们的维修站直扑过来时，工人们丢下手里的工具，抓起身边的枪、手榴弹，奔到了外面的单兵掩体里，用轻武器一起向敌人开火。要知道，我们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只是像干活一样，一心一意地和德国人打着。但狡猾的法西斯鬼子在冲上来以前，不停地用迫击炮射击，导致我们的伤亡很大，有二十几个工人，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中校同志，请您给我到工棚里来一趟，我有一样东西要给您看。”技术助理马尔特诺维奇向我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我跟着他走进工棚，绕过那台染满了烈士鲜血的车床，来到了一个工作台前。这个工作台是由六根钢管支撑着一块巨大的钢板，一看就是钳工们用来加工小零件时用的。在两米长一米宽一寸厚的钢板四周，固定着七八个大小不一的虎钳。其中一个虎钳前，有个钳工正在用锉刀锉夹在钳口上的小零件。
马尔特诺维奇向台面上一指，对我说道：“中校同志，您请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在铁板的表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凹槽，看起来像是写满了人名。仔细一看，还真的是写满了人的名字，我仔细地数了一下，足足有47个名字。虽然我没有伸手去摸，但根据钢板上隐隐传来的热量，我知道这些名字刻写的时间并不长，于是扭头问马尔特诺维奇：“技术助理同志，这些名字是怎么刻到钢板上去的？”
马尔特诺维奇向后一指，说道：“就是用那个。”
我扭头一看，顿时把我吓了一跳，不远处的一个手推小车上，居然并排摆放着一瓶氧气和一瓶乙炔，要知道在天朝的安全条例里，这两样东东的安全摆放距离是十米，而不是并排放在一起。幸好刚刚没有被德国人的弹片击中，否则的话，这个工棚有可能都被夷为平地了。
我偷偷地把身子往旁边移了移，又接着问马尔特诺维奇：“技术助理同志，你这钢板上用气焊枪刻写的都是谁的名字啊？”
“还能是谁？”那名正在忙活的钳工接过话题说道：“当然是我们维修站所有人的名字。不过还真别说，技术助理的气焊手艺真不错，他烧刻得很仔细，每个字母都烧得很清楚、很深，不过钢板一点都没被烧穿。”钳工说到这里，用手里的锉刀敲打着一行字对我说：“指挥员同志，您看看，他还刻上了‘为苏维埃祖国捐躯’，后面的日期写的是明天。他坚信我们一定可以在这里，和敌人战斗一天一夜。”
“中校同志，我认为技术助理同志做得对。”也许是怕我责怪马尔特诺维奇，站长沙洛维耶夫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为他说着好话，“要知道，他把我们的名字都刻在钢板上，就算我们全牺牲了，也不至于默默无闻。这个证明是最可靠的，谁也无法抹去。就算将来内务部的调查人员走过来一看，他们也会恍然大悟，原来维修站的这些工人是为祖国捐躯，而不是被敌人俘虏或者失踪了。”
“沙洛维耶夫同志、马尔特诺维奇同志，你们维修站的工人都是好样的。我会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向上级报告，请他们向这里派出警卫部队，确保你们维修站的安全。”
听到我这么说，不管是站长还是技术助理，两人都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因为今天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在这种工场重地，必要的警卫力量是不可缺少的。由于他们是隶属于方面军司令部的，我个人无权派部队给他们担任警戒，只能把这个情况向集团军反映，并由他们上报，最后是否派兵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方面军司令员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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