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考试前一夜，韩嘉彦最后查验自己的文房四宝与纸张无碍。长兄韩忠彦当晚来见了她，与她简单谈了几句，说了些鼓励的话。他最后道：
“放平心态，中与不中，皆无大碍。大不了三年后再考，你还年轻。”
韩嘉彦笑了，拱手道：“多谢兄长宽慰。嘉彦定会全力以赴，不辜负兄长一片苦心。”
韩忠彦临走时深深看她一眼，微不可闻地叹息了一声。
翌日。引试第一门诗赋进士初试开考。
神宗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废诗赋进士，只以经义取士，本意是想获得更多务实的人才，因为王安石认为诗赋于政事无用。彼时身为新法反对者的司马光，反倒与他有着类似的见解。不过司马光认为取士当先重德行，文学次之。文学之中经义为先，诗赋次之。
熙宁前，举子皆考诗赋，学问范围极广，因为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从命题角度来说，也较难重复。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集。裒括其类，豫为义说，左右逢之。因而废诗赋后才十余年，数榜之间，所在命题，往往相犯。
进入元祐年间，为革除这一弊病，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分立经义、诗赋两科，使天下之士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器各致其用。
诗赋进士与专经进士，此二者的考试范围不同。
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时务策一般是殿试的内容了。
凡专经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两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论策如诗赋科。
两科评定成绩的标准为：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
按照最初设想，诗赋、经义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名额；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估计。自从诗赋科再开，举子们一窝蜂全选了诗赋。而专经者十无二三。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原因很简单，诗赋、专经本身取士难度大略相当，重开诗赋意味着朝堂政治走向偏于旧党，应诗赋，便是顺势之为，至少不会让考官觉得应试者是个刺头，有利于取士。
韩嘉彦自不会去做那个刺头，她也兼诗赋科。第一日诗赋进士初试，考的便是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一共四道题。
入场时间定在卯初，收卷时间定在酉正。天不亮，上千举子便已齐聚贡院门外，排队勘验入场。天光晦暗，长夜未明，上千盏灯笼排布在贡院前的街道上，将街道占得满满的，颇为壮观。
每当此时，汴京城都有好事者起个大早前来围观，尤其是家中有正在读书的子弟者，会专门领着子弟前来观瞻。看着那些襕衫学子入场，长辈们耳提面命，要孩子好好读书，有朝一日如那些举子们一般取士。
排在韩嘉彦身前的便是谢盛，他体弱，韩嘉彦与他约好一起排队入场，帮衬着他，以免他身体出问题。
不过好在谢盛今日斗志昂扬，满面红光，并未看出身体的异样。
入场时，贡院吏员要检查考生携带的物品，笔墨纸砚与蜡烛，食盒内的餐食饮水，以及发冠、衣物内都不允许有任何夹带。吏员查得很仔细，每一位考生一套流程下来得费去不少工夫。
可怜谢盛大寒的天里脱得精光，折腾得面上面色发白。但排在他后面的韩嘉彦待遇却截然不同，那吏员一瞧是韩府六郎，只象征性地检查了一下袍衫的领口袖口，便客气放行了。
韩嘉彦心中窃喜，她本最害怕搜身，但历次考试之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勋贵子弟进入考场时一般都不会仔细搜检，以免开罪贵人。这也是为什么韩嘉彦不能放弃韩府六郎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一层勋贵子弟的身份掩护，她恐怕连搜身这一关都过不了。
搜检结束，领到号牌，众举子入场寻找自己的号舍。号舍以天干地支加数字的方式排序定位，韩嘉彦的号舍是丁字排十七号。
号舍开间约莫三尺半，纵深约六尺，仅容一人在内落座，起身走动亦或躺倒皆不得，十分狭窄。当面横装一块桌板，可以掀开进入，内里放置一把圈椅。号舍角落里还摆放有恭桶，是让考生方便用的。
一旦开始考试，考生将会一整日都待在考房之中，不得离开，除非提前交卷。眼前只有三尺半的视野范围，对着的前一排号舍的后墙，顶多能看到来回于廊道内巡逻的巡考官。
考生的吃食都是自带的冷食，多为干粮，能简单吃饱、吃了不会闹肚子就行。
卯初整，铜钟敲响，入场结束，所有考生领到试卷，开始答题。
韩嘉彦沉心静气，铺展试卷，先是纵览审阅试题。今年的经义两道，考的是《尚书》《春秋左传》两部经，试题风格老成持重，中规中矩。《语》《孟》两题更是毫无新意，直接被她押题了。
但韩嘉彦没有掉以轻心，取出稿纸，一面缓缓研墨，一面忖度破题开篇之法。提笔沾墨时，她已然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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