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收入和价格也可能随着货币方面独立产生的变化而变化。这二者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独立的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受
到第三种因素变化的影响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分析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范围广泛
的定性证据，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对已有统计数据的这些可能性解释加以
辨析。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对引起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
加以辨析，而当我们通过计算机处理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后，其特殊性将不复存在。
从我们之前的论述来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点是，货币方面的变动实际上常常是独
立的，因为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
最明显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年的货币扩张，这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
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前几十年价格水平下降的结
果，因此，也可以说其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明显，这次
货币扩张并不是由同期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因为单纯的国民收入和
价格水平的上升，一般会引起世界范围内黄金产量的下降，并且在金本位制下，国民收
入和价格水平的上升会引起黄金从个别国家流出。如果货币和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并
非完全一致，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一战和二战期间，货币存量经历的两次主要增长几乎同样明显。在两次世界大战
的早期阶段，由于参战国用其所有可以迅速调用的资源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因此黄
金大量流入美国，这一时期货币存量的增长反映了这一事实。由于黄金的流动在1914
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国内外经济活动同期变动的副产
品，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治决策的结果。在两
次世界大战的晚期，美国货币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当局为战争费用开支筹集资金的
政治决策。这些政策包括实现高能货币数量的大扩张，也延续了以黄金流入为开端的
货币存量的增长。这再次说明，如果货币存量、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不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铸币支付的恢复以及白银时期反映了货币方面变动巨大的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
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铸币支付的
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以及%"世纪"#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发展的主
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两者也受到了这些事件进程很大的影响：反对恢
复铸币支付的压力以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都或者因为商业活动步伐的减慢或
下降，或者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到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农业收成情
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以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
同期事件，对那些由政治压力引起货币价值波动的特定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这些波
动又反过来作用于商业状况和政治立场。
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
的控制性实验的替代方法，这种替代方法比社会学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为近
似。有时，联邦储备体系只是其他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以及’&世纪(&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储备体系大体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而且二战以后，联邦储备体系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其几乎失去了发挥独立能动
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某种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被
他们反复行使，通过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以重大、明确的方式改变事件的进程———这
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控制性实验的方法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会极大地受到它
们行使权力的社会舆论和认知程度的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它们所进行的实验，以及
它们对实验结果作出的诠释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期事件的发展势态以及对货币
现象的认知程度。对于自然科学家决定进行何种实验以及根据以前的实验和同期的知
识体系对实验结果进行说明而言，这一点同样成立。在这两种情况下，依赖于现有知识
体系并没有改变科学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控制性变量变动中的早期或同期的事件进程。
在这两种情况下，上述说法的含义仅仅在于，后来的学者可以根据改变了的知识体系对
这些实验结果重新作出诠释，并得出与最初的实验者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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