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回到了办公室，不复患者面前的冷静沉着，倦怠和沮丧涌上心头，他摘下口罩，丢进黄色垃圾袋，洗手消毒后，坐在电脑前，看着那本厚厚的《肿瘤学》发呆。
简清抢救完病人回来，看见张跃耷拉着脑袋，拿笔敲他脑壳，问：“怎么又当鹌鹑？”
张跃抹了一把脸，合上书：“师姐，救不了啊，我读了那么年的书，连一个10岁的小孩都救不了啊……”
救死扶伤，在肿瘤科这两年，他救得了谁？
谁都救不了，只是在和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告别。
简清坐在张跃旁边，平静地看着这个师弟兼下属。
多少医学生抱着救死扶伤的信念学医，但等真正走上临床，才会发现医疗的局限性。
医生不是神，很多时候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
尤其在肿瘤科这个科室，再乐观开朗的人，也会被一次又一次的绝望捶打得掉层皮，忍不住自我怀疑存在的价值。
麻木不仁，倒成了最好的保护色。
但麻木也是一种压抑的表现，将负面情绪层层包裹起来，也许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能承受，其实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未出现。
许多年轻医生，都会重复经历这样失望、绝望、自我怀疑的心情，换做从前，简清不会安抚，只会冷硬地嘲讽一句“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如今，性情软化许多，给自家师弟灌了碗鸡汤：“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大概率要走向死亡，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资源去治疗、研究？因为十年前，我们国家癌症5年生存率是30.9%。十年后，上升到40.5%。十年，几百万医疗从业者、科研工作者、志愿者日日夜夜研究，换来的近10个百分点。张跃，微观来看，你救不了几个人，宏观来看，你可以成为下个十年生存率增长的一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充满绝望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领域。
也许终其一生，都很难治愈几个病人，一生的贡献，也只是化作那百分之几的增长率。
可现代医学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人施工的屋宇，医生、护士、患者……它是一群人，一瓦一砾、共同铸就的殿堂。
*
晚上11点，简清换下白大褂，去病房接鹿饮溪回家。
“老虎、小白兔、仓鼠……最后画一张，熊猫。”黑白线条勾勒的圆滚滚动物落在纤薄的A4纸上，纸张放到了枕边，陪伴瘦弱的小女孩入眠。
桑桑在药物作用下，逐渐陷入睡眠。
桑桑的母亲还在轻声倾诉桑桑小时候的故事。
说桑桑是留守儿童，小时候，她们都在外地务工，过年才能回一趟家，看看老人和小孩，早知道会有今天这个模样，当年不管再苦再累，她都该把桑桑养在身边。
如今，相伴的时日无多，再后悔也无济于事，只能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鹿饮溪边听，边在纸上涂涂画画。
她小时候也是留守儿童。
被顾明玉丢到了乡下。
那时候乡下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十里八乡，也就一台座机电话，想打电话听听母亲的声音，还要到别人家去，说些好话。
顾明玉从不会往家里打电话，从来都是外婆打给她，又怕打扰到她的工作，借着逢年过节的由头才敢打。
她把鹿饮溪丢到乡下的那些年，只回来过两次。
一次是冬天，过年，她带着年货回来，看见鹿饮溪，蹲下身子，张开手，想抱一抱许久未见的女儿。
那时，鹿饮溪已经有些认不出顾明玉的面孔，躲在外婆身后，怯怯地看着那个漂亮而陌生的女人，不肯喊妈妈，也不愿让人抱。
那个冷硬强势了半辈子的女人，看着她冻裂的小脸，背过身，偷偷抹泪。
夜晚，三个人窝在一张炕上睡觉。
鹿饮溪躺在中间，睡得迷迷糊糊，隐约听见顾明玉和外婆说，已经在城里安顿好了，要接她们去过去住，城里的学校好，在乡下会耽误她的教育。
外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也学不会普通话，就想在乡下种田养鸡，只说：“你把囡囡接走吧，我不去了，你还年轻，再找个男人搭伙过日子，要对囡囡好的。”
顾明玉叹了声气，说：“不找了，对她再好也是没血缘关系的，我不放心，她也还想着她爸。就让她再陪你几年，等要上初中了，我再接她出去。”
那次回来，顾明玉只待了三天。
那三天里，她被别的小孩欺负了，总算可以咬牙切齿地说一声：“我要回家告诉我妈！”
平时她说这种话，都会被嘲笑“你没有爸爸！”、“你妈妈不要你了！”
只有那三天，她可以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要回家告诉我妈妈！”
三天后的清晨，她知道顾明玉要离开，躺在床上，装睡。
顾明玉亲吻她的脸颊，和她说再见，她不回应，等到顾明玉走远了，她才躲在被窝里呜咽。
第二次回来，是处理外婆的后事，她坐在院子的泥地上，嚎啕大哭，怨顾明玉的冷漠，恨顾明玉没有早点带外婆看病，自那之后，隔阂始深。
鹿饮溪望着桑桑的妈妈，慢慢红了眼眶。
这个母亲，在悔恨交加中，迅速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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