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琳坚持说账单由她付，让我随意，显然是不打算承认真正付账的人是谁了。
我的警惕之心并未因此放松。
其实都到了现在的地步，我对乔瑟琳原本不需要如此警惕。但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让我应接不暇，现在我最初的“这件事”的目标，干脆脱离了战场一线。乔瑟琳要是较真问起来，我招不招架得住，这很难说。为了不至于陷入那样两难的局面，还是从最开始就做足准备为好。
我将跟进凯文方面取得的发现，COO的事，COO招揽我的事，连同我对集团内部分歧的一些猜测都一五一十讲了，也暗示针对大老板的人确实是主席。不过，在信息渠道上，我做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模糊。乔瑟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拣着要紧的地方问，对于我不愿深谈的，也没有过多为难。
饭桌上作汇报是门艺术。这里又是公共场合，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少不了暗语与转喻，又有许多交换只藏匿于水下，依凭的仅仅是心照不宣。
跟高手过招总是获益匪浅。乔瑟琳常常在我起了个头的时候就观察到我的思路，省却不少穿针引线的工夫。
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要紧的：第三方的资料。
资料外泄一事我到现在都没有报备，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于理而言，这样关键的信息交出去，我是该事前就征询上级意见的，退一步说，至少要及时做好报备。先斩后奏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渎职行为，我又拖了这么久，换作我在乔瑟琳或大老板的位置，仅仅掌握我的渎职，而不知道我彼时所处的环境全貌，我当怎么想？
于理而言——于理而言，在最开始，“这件事”的边界就很模糊。模糊从不受理的管辖，也被理所厌恶，既说不出道理，也无从依靠法理。
细节无关紧要。
这种对“细节”的模糊处理，今晚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了。
第三方数据外泄的事，我已打定主意隐瞒。安宁拿到的那一批文件，隐隐指向同行的业务拓展所需，我交代此事，公司不一定查得出，也不一定就会认真去查。权衡再三，我仍旧做了这个决定，可面对乔瑟琳，难免七上八下。
凯文与我向来不对付，先前他暂管亚洲部门业务的短短时日当中，我们的不睦，乔瑟琳彼时也一定是注意到的。再说，我和凯文平常业务接触也不算密切，他为何突然态度调转一百八十度，还在我与COO之间主动做掮客，想也想得出来。奇怪的是，乔瑟琳问话很讲求轻重缓急，可对于我究竟如何取得的凯文的信任，她却半个字也没有提到。
我立刻明白过来：她是有意为之。
大老板对我的信任与放权，程度实在太深，让我不禁惶恐。
我倒不是感激涕零。
又不存在什么浩荡的皇恩，我拿钱办事，并且愿意追随这样干实事的企业家罢了。
——我是不受控制地多想，多疑，觉得有坑，觉得会被秋后算账。
饭后，我们又回到公司大楼附近，乔瑟琳要给我看的文件必须连上内网复验才能操作，而外面的公共无线网络又很不安全。
资料调出来，我正要细看，乔瑟琳伸手一挡：“你拍照。”
我还以为自己没听清：“什么？”
“你拍下来，回去再看。”乔瑟琳不动如山，又朝电脑屏幕扬扬下巴，“快点。”
我看了看她，实在无力反驳，于是默默照做。
余光中，我注意到乔瑟琳慢条斯理地从挎包里摸出来个什么，接着又双手握着，对准我。
我扭过去。
是手机。
“公事公办。”她极为淡定，毫无被抓包时应有的忐忑，甚至挑了挑眉，对我僵硬的面部表情表达不满，“笑一下。你的笑容在哪儿？”
“我现在笑了也看不出来的。”我指了指口罩。
她倒没有得寸进尺地要求我再把口罩摘了，只强令我认真笑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在“作案”现场笑——而后终于放下了手机，站在我身侧稍作解释。这类业务完全是我的知识盲区，重点放在哪儿、东西怎么看，这些都要靠乔瑟琳指点迷津。我认真听着，心无旁骛。
老实说，乔瑟琳拍了我的“罪证”，我心里反而踏实许多，至少能从那种无止境的猜疑当中挣脱出来呼吸片刻了。
公司在股份上的信息统计很全面，有些公开给投资者的年报内容里写着“不适用”的，在公司内部文件中，也有详细的说明。我需要的资料大多都集中在小股东这边，匆匆一瞥，印象最深的是CTO的持股比例。
先前发现他是依法需要公开相关资料的大股东、现在又仍然拥有百分之二点七的投票权，我还以为他是去年刚刚跌过百分之五的分界线。现在读了详细情报才知道，原来CTO分得的股份相较而言并不算多，在一千两百万股左右。公司的股票发行初期，他一直在市场上进行买入，如此几年下来，套现离场，身价暴涨，但手中的B类股却基本没有流失。
钱财多到了一定境界，人就无法从这种得失中获得足够的刺激，金钱回归了原本的工具地位，而人性的部分也逐渐展现、放大，直至无法忽略。易地而处，CTO与梁衡岗位相近、工作内容又互为补充，拿到手的，差异却如此之大，恐怕难免感到不平。
想到此，我多问了一句：“我知道在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还在杭州工作。为什么后加入的他得到的股份差不多是CTO的两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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