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这客栈老板竟然能不亲自登门来摸一摸底细，未免心也太大了些。
果然，待两人用完饭，唤来仆役收拾了残羹碗碟之后，没多一会儿，客栈老板便亲自领了个茶童来敲门了。
这客栈老板自称姓曾名道伦，瞧着年纪不太大，不过四十上下的模样，面相十分和善，也并没有如何问东问西地打听，只说方才那小仆役是个生手，没眼色冒犯了贵客，故而特意带了私藏的好茶来向贵客赔罪。
甄贤将他请至座上。曾道伦便命茶童一一布下茶器，亲自沏了一盏，先双手奉给甄贤。
甄贤揭盖一看，见盏中茶汤清亮剔透，隐隐有花香之气，不由勾起唇角，“曾老板懂得花茶之道？若我猜得不错，这是今春新收的白梅。”
“公子是有见识的人，正是今春新收的白梅。”曾道伦眸色一亮，连忙笑着恭维。
中国茶道悠久，然而民间庶人吃茶，多只知煎煮茶叶，少有懂得以花入茶者。而眼前这位年轻公子只观色闻味便猜出这是新春白梅，当是有此眼界身份，要么本身便是大富大贵之人，要么也得是富贵身边之人。而这样的人物，无论是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聚福集，都不是一个迎来送往的客栈老板应该得罪的。
曾道伦一边琢磨一边暗暗又将甄贤打量一番，见他虽然端着茶盏却并不吃茶，想了想，忽然顿悟了似的，忙不迭赔笑解释道：“这沏茶的水是去年冬天里从腊梅上收来的雪水，否则如何敢拿出来在贵客面前献丑。”
“曾老板太客气了。”甄贤闻言浅笑，这才将茶盏送到唇边吃了一口。
曾道伦见他吃了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又沏了一杯奉给苏哥八剌，笑道：“小姐也请尝尝。”
苏哥八剌已看西洋景儿似的瞧了半晌，接过茶来尝了一口，虽然品不出什么名堂，却也晓得味道，忍不住赞了一声：“真好喝！”便接连几口将一盏茶吃干净了。
这大碗喝酒一样的饮法好豪迈，看得曾道伦半晌瞠目结舌。
这位小姐与这位公子摆在一处，怎么瞧也不像兄妹俩的样子。然而这小姑娘虽没有大宅闺秀的雅仪，却也并不似小户民女局促胆怯。曾道伦自诩南来北往各色各样的人全都见识过，想来想去，竟从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女子，又是惊叹又是困惑，忍不住盯住苏哥八剌看了又看。他心中飞快地做着盘算，顺着话题拉住甄贤聊了许多茶道之事，寻机话锋一转，便拱手道：“公子如此精于茶道，今日得遇公子实在是小店之福。恰巧小店近日有一批新茶上市，不知可否冒昧请公子择其名号留下墨宝，也为小店讨个彩头？”
曾老板到底是老练的人精，择名是假，留字是真。人可以撒谎，但字却骗不了人。一个人的字足够暴露太多东西，既可以装裱高悬供往来观摩，亦可以拱手上交作呈堂证供。曾老板这是要做万全策。
甄贤看着曾道伦，不置可否一笑，又饮一口那雪梅茶，缓缓开口：“我倒是也有一件事，想请曾老板帮忙。”
曾道伦眸光微闪，不言语看着他。
甄贤笑着接道：“其实我这次来苏州，是受朋友之托，谈一笔丝绸生意。曾老板是浙江本地人，一定比我更知道，要做江南的丝绸生意，就绕不开一个人。”
此言一出，顿时，曾道伦的脸色就全变了。
“公子是说……霁园陆澜？”
甄贤点头，“我和我的朋友初来乍到，在苏州人生地不熟，想请陆老板饮酒品茶当面一续，也不得门道。不知同为浙江巨贾，曾老板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苏州府有二绝，天下闻名，一为苏绣，一为园林。
而这霁园，又是全苏州最闻名遐迩的园子。不仅因为其园中的山水秀美无双，更因为这园子的主人——陆澜陆老板，乃是首屈一指的江南巨富。
曾有擅长溜须拍马奉迎吹擂之人，描述陆澜富有，说他不仅金银满堂，更有一双点石成金之手，凡能从陆老板手中过的，不是钱，也能变成钱。
而陆澜，正是在浙江替织造局做这丝绸买卖的官商。
朝廷每年派在织造局的银子，以百万计。这么大一笔钱，可不是那么好漂没的。要贪，必须得有人帮着洗白。而要洗钱，就离不开这些商贾。
早在南下来苏州的路上，甄贤已先做了许多功课，觉得这个陆澜必是此间的关键人物。
倒不是说陆老板一定与织造局沆瀣一气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能与织造局周旋至此，陆澜手上必定捏着不得了的筹码。
而这个筹码，十有八九却是织造局的忌惮。
甄贤并不认为陆澜会轻易投靠靖王，更未奢望陆澜能立刻交出保命的筹码，但他依然非找陆澜不可。
因为张思远也一定会找上陆澜。
不但要找，还要找得稳妥，万万不能让织造局有所察觉。
这些前因后果曾道伦当然是全不知道的。但只要提起陆澜，曾道伦也立刻明白了，这是个大麻烦。
在曾道伦眼中看来，眼前这个身份不明却大有来路的年轻公子刚刚十分客气且隐晦地给自己传达了两件事：其一，他是特意登门借道寻陆澜来的；其二，他身后还另有“朋友”。
而在如今的苏州，与陆澜有关的事，多半便与织造局脱不开关系，而会这样找上陆澜的，却一定不是织造局的人。
曾道伦经营客栈数十年，阅人无数消息灵通，早听得风言风语，说：这一回两位皇子殿下从京中来浙江，明为游玩休养，实则是替当今圣上查织造局的账来的。
至于找上门来的究竟是不是二位殿下的人，曾道伦其实毫不关心。毕竟无论织造局还是皇子，对曾道伦这样的百姓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比起选边站队，还是两不得罪来得更安全。
“什么‘浙江巨贾’，曾某不过是经营了区区几间客栈罢了，公子未免太抬举曾某。”曾道伦当即笑得愈发灿烂起来，脱口而出的却全是推脱之词。
但甄贤当然也从未以为曾道伦就会那么便宜应承了这个人情。他也不着急紧逼，只顺着曾道伦的说辞静了片刻，缓缓开口：“早在我来浙江以前，就曾听人说起过曾老板的大名。曾老板近年在浙江各县都设有善堂，施粥舍药，救助了许多潦倒桑农。”
此言一出，曾道伦顿时唏嘘了起来。
这些年他确实在浙江做了许多善事，倒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钱多得花不完了，而是当真看不下去了，更深怕要活不下去了。
浙江的丝价不太平，桑农入不敷出，偏偏浙江又担负着年年为宫里织造丝绸的重任，凡是登记在册的桑农都不许改种稻田。生丝不可少交，赋税不可减免，可丝交出去了却又收不回多少钱来，桑农们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举家逃亡被官兵追捕而死，或困在家中为饥寒病痛所苦已不是个案。
狗被逼急了尚且会跳墙，何况人乎？但人性之罪与懦弱，也恰在于此，一样逼上梁山，真正敢与官府权贵抗争者凤毛菱角，绝大多数只会将屠刀杀向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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