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与宦官在禁中勘鞫的多为宫人所犯案件，而御史台审理的一般是大理寺难以判决的重大疑难案件和承诏审理的重大刑狱。张先生说完，暂未就此事表态，我想他是在等我说出自己看法，遂试探着说：“夏竦似意指主谋出自宫中，丁度则认为事关外臣，所以……”
张先生不语，静静注视我良久，然后说：“怀吉，你可以为我做点事么？”
“当然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们阁中有将要测墨义的小黄门么？”他问我。
墨义原是科举考试的科目，要求士子笔答经义。国朝规定，小黄门年满十二岁，若要迁升内侍黄门以上职位，应先测墨义。
我回答说有，张先生便起身，走至书架前，取出一册《汉书》，翻至其中一页递给我：“你找个懂事的小黄门，让他带几本经书和这册《汉书》晚间去翰苑找张方平学士，先请教他经书中的几个问题，然后再翻到这页，随意寻个词句问他。”
我接过一看，见那页是《汉书?外戚传》中的一章，讲汉元帝的冯婕妤以身为君当熊的事：元帝带众嫔御幸虎圈观斗兽，其中有熊跃出虎圈，攀槛欲上殿，扑向御座。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呼窜逸，惟冯婕妤挺身向前，当熊立住。待武士趋近，将熊格杀后，元帝问婕妤：“猛兽前来，人皆惊避，你为何反向前以身当熊？”冯婕妤答说：“猛兽攫人，得人便止。妾恐熊至御座，侵犯陛下，故情愿以身当熊。”元帝嗟叹，从此格外敬重婕妤。
起初我不明白张先生为何要人翻这页给张学士看，盯着那章琢磨半晌，留意到最后一句：“明年夏，冯婕妤男立为信都王，尊婕妤为昭仪。”这才恍然大悟，虽然冯婕妤舍身护君，但事后皇帝并未对她有所尊异，她后来被尊为昭仪，是因其子封王的缘故。
于是，我大胆问张先生：“先生是担心官家突然迁升张美人么？”
张先生淡淡一笑：“若仅如此，倒不是太糟，怕的是有人借题发挥……但其余事态进展尚不明朗，如今我们暂且先做这事，旁的等等再说。”
我颔首答应。心中略有些惶恐，却又隐隐感到欣喜，因张先生既委我以此事，应是相当信任我。最后我忍不住问他：“先生为何肯告诉我这些事？”
他说：“那天，见你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我范姑娘的事，我便知道你是很关心皇后的。”
我低首，倒有些难为情，把书收好，便向他告辞。临行前无意中发现他那染血的衣袍已被洗得干干净净，此刻正晾在院中，认得那是件他穿了很多次的旧衣，昨夜被贼人刺破，染了血污，而他仍不弃去，遂好奇地问他：“先生，这衣袍我刚进宫时便见你穿过，你一直留到现在，有好些年了罢？”
“十三年五月零二天。”他异常精确地回答。
我惊愕之下记住了这个准确的数字。回去后查宫中年谱，推算出他初获此衣袍的时间是景祐元年九月十七日，那是今上诏立皇后曹氏的日子，想必这衣袍便是那天皇后例赐宫人内侍时给他的。
两日后，皇城司兵卫于内城西北角楼中捕获王胜，而勾当皇城司、入内副都知杨怀敏竟不顾皇后获贼勿杀的旨意，命众兵卫当场将王胜支解。
几名御史与宦官受命在禁中勘鞫此案，因四名贼人皆已身亡，死无对证，未查出主谋，便定了负责禁中宿卫的皇城司几位主管宦官的罪。勾当皇城司本有两位，一是杨怀敏，另一位名为杨景宗。贼发之夜，杨怀敏正当内宿值夜，本应罪加一等，但奇怪的是，杨景宗与皇城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等人一样，均被贬放出京，而杨怀敏虽降了官，却被留在宫中，仍充内使。
娘子们私下议论此事，把原因归结为他们所事的主子不同，杨怀敏平日常鞍前马后地为张美人效劳，而杨景宗与邓保吉却是亲中宫的。有次我还听见王务滋向苗娘子禀告探来的消息，说杨怀敏原与夏竦过从甚密，夏竦早替他安排妥当，教他如何应对，故御史审问的时候，一点也得不着逆证。夏竦又称当晚是杨怀敏事先发觉事变，应当从宽处置。于是，倒显得杨怀敏的罪比众人轻了。
当然，这个结果并不能令所有大臣接受。御史中丞鱼周询、侍御史知杂事张昪与御史何郯一起上奏弹劾杨怀敏，要求今上给其贬谪的处分，直斥杨怀敏容纵下属杀死贼人，以图灭口，欲轻失职之罪。又指出杨怀敏事发时正当内宿，有旷职重罪，而今邓保吉等人例授外任，杨怀敏却独留京师，“刑罚重轻，颇为倒置，中外闻见，尤所不平”。
何郯更向今上暗示夏竦庇护杨怀敏一事：“兼恐曾与交结之人，密为营救，妄称怀敏有功，不可同等黜降。伏望特排邪议，一例责授外任，以协公论。”
最后，今上采纳其谏言，降杨怀敏为文思使、贺州刺史，贬出京师。
皇后像当日承诺的那样，对参与擒贼的宦者论功行赏，或赐财物或迁官，连我都被迁为内侍高品，这对十七岁的内侍来说，是难得的恩遇。然而，张先生首先入屋擒贼，对他的加赏结果却迟迟未传出。我着意打听，得到的答案是皇后未敢自己做主，探问今上意思，而今上漠然道：“迁宦者供奉官以上职位，须与宰执商议。”
想必今上对与宰执议此事缺乏兴趣，故一路耽搁了下来。不过如今张先生所关心的倒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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