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秉德一起从先帝在位时的混斗中活下来的人很多，不止有孙秉德为首的清流，还有在当时十分保守，而现在也依然不温不火的一批人，代表人物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大营提督唐和春。
唐和春身后还有不少同样的官员，在朝中都混了有好些年了，所居职位都不低，这批人平日甚少兴风作浪，在朝堂上大多数时候沉默得很，办事说他们牢靠实为夸大，说他们尸位素餐也言过其实，挑不出什么大错，却也拿不出什么功绩建树。
这批人私底下被人叫做“中庸派”，但这个“中庸”是褒是贬就不好说了，而且唐和春等人大多还都是老好人，对谁都笑呵呵的，遇到吵架吵得凶的时候还会出来劝两句，谁也不得罪，好似一切随缘就好。
谢如琢对这批人倒是没什么意见，朝堂之上他不能求所有人都像杜若一样一门心思干实事，还要高风亮节，能把自己手头上的事都做明白又不会给他添堵就挺讨人喜欢，但他知道，这批人对孙秉德来说却有点碍事。
就拿提督三大营一事来说，看似是文官一同对皇帝施压，最后两方各自退让选出不温不火的唐和春，但杜若偷偷跟他说过，孙秉德一直心里梗着这根刺，觉得当时朝堂上有人趁机提唐和春是提前准备好的，唐和春却还要摆出一副“我一点都不在意，是你们推我出来的，我只能勉强当当”的模样，假得彻底。
后来看了唐和春的表现，谢如琢深觉孙秉德说的有道理，唐和春提督三大营后还是上了心的，进退有度，没有管太宽，却也会在关键时候适时插点手，这显然是下了功夫的，不可能是真的不想干。
还有那时朝中提出向北疆四位总兵借钱，谢如琢后来让何小满细细查过，虽然孙秉德利用这件事为华扬舲上书献策铺垫造势，但最开始上书请奏此事的还真和孙秉德无关，甚至在此事上，内阁完全是被拉下水的，在文官们一窝蜂好面子地上书后才跟着上书怕落人口舌，而挑起此事的正是唐和春一派另一位官员的两个门生。
当时朝中还商讨了一番，最后推出去北上过一趟的人正是唐和春，理由是他资历最老，孙秉德都只能算他晚辈，但谢如琢和孙秉德一样心照不宣，唐和春这一派人说是中庸，但有多少小心思也是不消多说。
因而谢如琢猜测，孙秉德这次应该会和前世一样，要借京察动一动唐和春一派的人，最好能把唐和春逼得致仕养老去，这样朝中空出来的不少好位置就归了他们，而以后他们做一些事就可更顺手。
况且提督三大营之权实在是太有吸引力，把唐和春逼退了，他们也才好重新对此下手。
当天谢如琢便同意由吏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并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主持京察事宜，告诫了一番务必要公正谨慎云云便没再多说，完美地展现了一个从未接触过京察的皇帝形象。
六年一次的京察便这样开始了，皇帝会定下一个最终的京察之日，当天其实只干一件事，叫做“过堂”，所有被考察者要齐聚吏部，听凭京察的结果，而在那之前的所有步骤都是为“过堂”做准备。
但谁都知道，这前期准备才是最提心吊胆的阶段，谢如琢每日都细细看一遍锦衣卫和东厂报上来的情况，不出他所料，孙秉德动了唐和春的人。
吏部尚书和考功清吏司郎中都是孙秉德的人，其中一个还是他学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又是他当年的同榜进士，在翰林院一同做庶吉士，是多年交情，历来也以孙秉德为首，唐和春虽是主持者之一，但夹在这几个人中间还真是四面楚歌，什么事也做不成。
谢如琢没有插手孙秉德和唐和春的恩怨，孙秉德收拾一批人也还需要有人补位，这也不能全由孙秉德说了算，未必不是坏事。
一个月后，京城内部的访单基本已收回，还是未出他所料，孙秉德动了杜若。
京察时，每位被考察官员要先写自陈，列出自己上任以来的功过，再由官员所任职的衙门写出考语，供考功清吏司参考，此外，吏部会向被考察官员身边人发出访单，征询身边人的意见，博采众闻，访单由吏部发出吏部收回，不会过被考察官员之手。
上一次京察腥风血雨的来源就是访单，不同派系之间的人互相在访单上恶意抹黑中伤，根本分不清谁说的是真谁说的又是假，京察也就失了本来意义，成了各个派系趁机收拾对手的战场。
这次京察孙秉德下手的还是访单，这东西能动手脚的地方太多，衙门的考语太过显眼，访单却是秘密的，自然是打击报复的最好手段。
杜若在韩臻说要找自己单独聊聊的时候就预料到了自己的考察怕是出了问题，他镇定自若地跟着韩臻去了一个安静的房间，恭敬道：“部堂大人找下官何事？”
韩臻坐下打量了他一番，似真似假地叹口气，道：“你的访单出了些问题，吏部的人应该很快会来找你询问具体情况。”
“多谢部堂大人告知。”杜若一脸淡然，连眼皮都没掀动一下，“部堂大人还有什么事吗？”
韩臻似是没想到他是这副完全没当回事的样子，倒是有些尴尬，轻咳道：“你也不必担心，访单只是一个参照，自陈与考语也是很重要的，吏部与都察院还会进行复核。”
杜若点点头：“下官自认没做过什么问心有愧的事，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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