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一点坏名声都不能有。
一时间满城拽文，酸气熏天，把人熏得啊，吃饺子都不用醋啦。
而在这时候举行的文会，规模自然大了很多，也有一些曾经取得极高名次的老前辈，会应巡抚、提学之邀，来登台授课，听课士子竟达千人之多，蔚为壮观。
当然这不是讲什么微言大义的时候，这种文会实际上是那些过来人，向考生传授经验的场所。
他也有幸去听了好几场。
从该如何准备赴考，到应试时的心得经验，都是深受考生欢迎的话题。
一些经验之谈，更是让某些第一次来考的考生，奉如圭臬！
而关于考试内容的讨论，自然是文会的重中之重。
较之于童生试和岁考、科考，乡试的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身心崩溃，自此神神叨叨，终身再无中式希望。
所以考前一定要对考试的科目与形式充分了解，并做好完全的准备。
其考试持续九天，共分三场，每场三天。
其中三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
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
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
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
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
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
未能写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
第二场是为了考察举子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
第三场，是为了考察举子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明朝的洪武十七年，复开科取士，便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
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本朝的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
但是也有人会想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而写上去。
虽然不加分，可也有人孜孜不倦的写。
朝廷是为了一心求才，重视实用性胜过那些夸夸其谈。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会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本朝律法规定，从三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
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三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
算一算，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
这在初期还勉强可以胜任，但是国朝承平日久，这读书人多，考生更多。
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
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四千多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会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进士便有资格做官了，比举人更有前途，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
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进士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
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
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
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直变态到极点了。
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想想吧，试卷时如此之繁多，时间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之少，出了纰漏还要受弹劾，降级罚俸。
而考试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同考官们纵使都是神人，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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