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忘记，大唐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一统王朝，它绍承于南北朝乱世之后，因而不可避免的被大乱世大分裂的余毒所侵扰。在唐以前不过区区五六十年，长安、洛阳以内便发生过数起权臣谋夺皇位的政变：宇文氏篡夺西魏，高氏篡夺东魏，杨坚篡夺北周，就连李唐的基业，也是高祖自隋恭帝手中篡来。六十年间四易其位，不成功的政变则更不知凡几，真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朝廷大舞台，有梦你就来。
——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皇权尊严，什么臣下忠贞，估计天下人听了都想笑。
唐朝基本继承了自北周隋朝一脉相传的制度，当然也继承了这一脉相传的毛病，皇帝始终很难处置权势过大的重臣——尤其是总览庶务，还有权过问军事的宰相。譬如吧，高祖时的玄武门之变固然可以看作夺嫡之争，但以太宗皇帝那从天策上将尚书令到大行台军政一把抓的职务来看，你要说这是宰相夺位，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太宗英锐无双，冠绝当世，仅以个人威望就可以压得贞观朝重臣不敢异动。但这样的天资与功绩又何可复制？仅仅到高宗朝，宰相威胁皇权的老毛病便迅速爆发了，长孙无忌以甥舅至亲、托孤之重，居然也跋扈妄为，藐视皇帝，竟尔擅杀公主、驸马、诸王，乃至于壅塞言路、翦除皇帝的耳目与亲信——说实话，想想往日杨坚上位的旧事，不能不令人胆寒。
这种权臣专政的问题算是真正的体制缺陷，根深蒂固难以更改。大唐三代皇帝殚精竭虑，无论依靠儿子依靠外戚还是依靠老婆，都是转移矛盾，治标而不治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则天皇帝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地位，才真正凸显了出来。
因为种种微妙的因素，女皇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大动听，但纵使偏见如司马光，亦承认“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在用人上的才华，委实超凡脱俗。而则天皇帝解决权臣的思路，亦从用人之中着手。
——简而言之，科举。
科举固然滥觞至隋朝，发展于唐初，但始终不过是朝廷用人聊胜于无的补充而已；太宗皇帝观望进士出入御史府，曾欣然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终贞观一朝，所录用的进士不过两百人而已，占据高位的仍旧是世家姻旧、开国功臣；直至高宗朝则天皇帝辅政以来，才算真正是大开科举方便之门，年均录取的进士为贞观一倍以上，如明经等制科所取的官吏更是无可计算，朝廷用人的主流自此确立，而我们熟悉的那个“科举中国”，亦滥觞于此。
科举的意义之重大恢弘，想必现在已经不必赘述。但后人观望科举，固然居高临下，可以一眼看穿它于整个历史脉络那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但作为毫无参照与借鉴的前人，能在冗杂繁琐的线索中一眼看出科举的效用，那眼光实在就毒辣得无可言喻了！
——说白了，则天皇帝所看到的科举还远不是后世能左右整个王朝生死的科举；自开创百年以来，它都不过是用人制度上艳丽的点缀，你凭什么相信它能担当大梁，乃至于一举改变朝堂的局势呢？你真的敢打那个赌么？
……某种意义上，这应该就是顶级政治人物与寻常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了吧。
但武皇还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科举——当然，如果仅仅只说一句“坚定不移”，都算是太贬损了则天皇帝在科举上倾注的倾力。实际上，作为科举制真正的主推人，她是真正把这门新制度玩出了花样，玩出了风格，玩出了后世沿袭的万世成法。
这里我们都不必举例殿试、糊名、武举等等创新，仅仅只需提一个小小的花样。则天皇帝后期，曾任命狄仁杰为内史令，与娄师德同为宰相掌握机要。这看似是一条极为普通的任命，但如果检阅两人科举的来历，就会发现至为有趣的用意——狄仁杰是明经科及第，而娄师德却是贞观二十三年的进士科第一，换言之，状元。
“五十老明经，三十少进士”，明经科本就在科举鄙视链的最底层，而与之共事的却偏偏是进士中最为高不可攀的状元——后世史家对科举稍有留意，那立刻就能领悟这安排深刻的用意：鄙视链最顶层与最底层的文官可能精诚合作么？不，光是一个科举功名的纠结，就足以种下难解的恩怨。
这是什么？这分明是以功名而制衡科举朋党的手段，借助鄙视链而挑拨重臣关系的权术。——当然，随着科举迅速成熟，这套权术在后世已经铺陈开来，只要是合格的皇帝多半都了然于胸。
但不要忘记，则天皇帝时，科举制不过是稚嫩而原始的幼苗，还远远没有后世复杂的脉络。能在诞生之初就迅速参悟出科举制真正的玩法，并果断付诸实践，仅仅是这份创造力就极为惊人。
也正借着这份创造力，则天皇帝摸索出了后一个千年以来，皇权应付权臣真正的手段——以科举打散大臣间牢不可破的血缘与姻亲关系，借助门第、科甲与地域的差异分化宰相重臣。仅仅分化还不是全部，皇帝更尤为巧妙的设计了双核政治的模式：她以科举提拔贤才担任主持政务的宰相，而后任命亲信男宠为内相，负责监察、制衡外朝，做皇帝难以出面时的白手套。
——咦，这一套怎么有点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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