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尴尬也就尴尬在这个特色上。当玄宗与宰相们精诚合作，充分为贤才提供发挥空间的时候，他大概从没有想过一件小事：
这套制度与用人体系是很成功的，但如果太成功了，该怎么办？
——太成功了也是麻烦么？不错，对玄宗来说，那的确是天大的麻烦。
因为前期的贤相实在太过出色，至开元八年以后国势便渐渐增至极盛。时人的笔记曾经回忆，说开元年间疆域辽阔土地众多，押运各地税赋至长安的马队一年到头络绎不绝，无数押运的官吏在京城人吃马嚼，以至于长安的存粮都常常不足。】
女皇的指甲在拂尘玉柄上轻轻一刮，发出了刺耳的哔啵声。
她没有在意这突兀的声音，而兀自沉吟，思索着天幕似有意似无意，点到的关键：
粮食。
不错，以一个皇帝的敏感性，她立刻意识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自高宗以来，关中长安便时常有缺粮的风险，以至于天皇天后不得不时常移居洛阳，借黄河漕运而就近补粮；武周定鼎后皇帝定都洛阳，一面是为了表现新朝上承姬周的正统法理，另一面却也是为了缓和粮食供应的危机，让关中能稍稍喘一口气。
……但现下看来，即使迁都洛阳十余年，也遏止不住关中缺粮的趋势。
武皇眯了眯眼，想起了数日前宰相李昭德的劝谏。李昭德曾经委婉陈奏，说而今长安京郊可用的耕地不过两汉时的一半，人口却是两汉时的五倍有余，如此焉能不缺粮？为千秋万代所计，除就粮洛阳之外，还应当疏散长安人口，开辟新的耕地为是。
皇帝睿智善断，自然知道这是治本的良策。但治本的良策却未必可行——能在长安京郊拥有大量人口与土地的还能是谁？无非亲近皇权的豪贵而已！在高宗、太宗朝是李唐宗室，而今李唐宗室被诛灭殆尽，便是武家的近亲、春风得意的酷吏，乃至皇帝心爱的男宠。皇帝还要仰仗着这些人来制衡大臣，所以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含混过去而已。
但现在，有了“天命”撑腰，又矢志要做一个“明君”的皇帝，那心态可就迥然不同了……
皇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
【
粗粗一看，这简直是盛大到无可言喻的繁荣景象。但只要稍一细想，都能看出盛世下隐约潜伏的危机：京畿存粮居然连供应各地的马队都不够，设若遭遇变乱，何以自处？各地押运税赋的马队尚且要跋涉如此之久，那么天高皇帝远，朝廷是否还能维持在当地的影响力？
这是盛世之下，最为致命的要害。
而更为致命的是，李隆基完全没有修补这个要害的能力。
自始至终，玄宗都是一个标准守成之主的形象。他敏锐意识到了则天皇帝所遗留的体制，并出色的利用了这个体系。但这体系对他而言却始终是个难以理喻的黑箱。他能利用这玩意儿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它运转的逻辑，更遑论修补它的漏洞。
最尴尬的是，这体系问题涉及到了皇权制衡的核心，恰恰是臣子不能置喙的禁区。换言之，当开元中期体系问题接连爆发之后，玄宗是真正孤身一人站在了历史的档口上，直面整个王朝最关键的抉择。而这一次，却再也没有了他仰赖的贤才，也再没有了他熟悉而痛恨的，奶奶的智慧。
历史总是诡谲的，风口上的猪可以飞很久，但你永远也掌控不了你认知范围以外的东西。玄宗在一众巨佬的带领下上分上到了王者，但王者局是属于千古一帝的局面，而绝非区区一个守成之君可以驾驭。他或许拥有过辉煌璀璨的盛世，但超出能力之外的东西，终究还是要一个不剩的吐出去。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玄宗毫无铺垫的转折——开元中期之后，玄宗终于冒险尝试修补则天皇帝的系统，但最终却彻底摧毁了体系的精髓，给予了李林甫与杨国忠近乎无穷无尽专权的空间，并一口气引爆了体系中所有的暗雷。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隐伏多年、难以节制的地方势力终于爆发，安禄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诸胡十五万人，于河北范阳起兵。兵锋所指望风披靡，沿途太守县令或逃或降，威势直逼洛阳。
值此天下震动之时，玄宗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中展现了他真正的底色——先是任命杨国忠这无能的蠢货组织防御，痛失东都洛阳；而后又听信监军宦官的谗言，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并以哥舒翰为帅，试图力挽危局。
但到了这时候，连锁的矛盾接续爆发，玄宗所能做的已经很少了……后世史家无不非议玄宗与杨国忠逼迫哥舒翰出兵的急躁妄举，但恐怕很少有人留意到，在战乱波及之后，长安的存粮已经开始不够了。
换言之，盛世深埋的地雷彼此勾连，终于葬送了玄宗辛苦缔造的一切。
不过，相较于这含混、拖沓、呆板的平乱流程，最为后世所留意的，恐怕是八年安史之乱莫大的影响。唐朝近乎于华夏古代的鼎盛，而开元则是华夏的鼎盛。所以，这拦腰一刀的安史之乱，何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整个华夏文明心态致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创巨痛深，胡人内乱的教训永不可忘，以至于后世一千年以来，历代王朝渐趋保守、封闭，再也没有了大唐开拓进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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