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他还绞尽脑汁，妄想发动群众，让全天下的眼睛都来监督天下的官员——天佑二年的新政中规定，不管是谁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可以乘坐驿站的马车，沿途关卡必须放行，如有人阻拦，杀无赦，全家流放！
但这一看似厉害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不咋地，自古民不与官斗。老百姓见了当官地躲都躲不及呢，还敢把他揪住、扭送京城？当官老爷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据说有憨直之人，真的想要把自己的知县老爷扭送京城，而且还真让他抓住了，也顺利上了路。于是全天下的人都看着这亘古未有第一人，压着所告的官员一路向北。谁知还没有走出省，那告状的人便因心理压力过大，丢下县令大人，偷偷落跑了，此时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更何况现在大家生活都不错，官员们也还算有节制，没干出什么逼人跳崖的缺德事儿，还真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大老爷拉下马的猛人出现。后来这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地法令，自然更是无人问津。成为了《天佑新政》中第一条被实质性废弃的法令。
当然秦雷也知道指望破鞋扎烂了脚。要是光靠着群众检举揭发，他的大秦被官员给贪光了。自己都不知道。他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特务机构，民情司和谍报司，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反贪司，这三司地密探遍布于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一经查实，便可将其抓回京城论罪。每年查处的贪官，数量不可谓不多，其效率也不可谓不高。
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高度重视，特务监视、严刑峻法全用上了，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然而大秦朝的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的走向反贪司的大牢、或者奔赴法场、或者流放千里，却仍然不知道收手呢？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天佑朝的贪污状况，居然比昭武朝后期还要严重，仅次于文彦博秉政时期，令人匪夷所思。
秦雷陷入了困惑之中，他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饱读诗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讲究‘温良恭俭让’的知识分子，就那么喜欢贪污呢？
经过反复地思考，他隐约觉得，这跟现在这帮官员出身有关，自己地官员政策也难辞其咎——用雷霆手段，对士族官僚犁庭扫穴固然干净利索，可把那些社会地位不高、财富状况也远远不如士族的庶族书生骤然抬上高位，却显得有些欠妥。
这好比他把肥肠满脑地前任贪官撵走，再换上些穷兮兮的新官一个道理。这些新官固然会想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但看着那些离任官员赚得盆满钵满，依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就连社会地位也比自己高，心里的不平衡也就可想而知了。
很自然的，便会有人效仿前任开始捞钱，之后又会有更多的人来效仿先行者。而且他们或他们的家族，普遍有段辛酸的奋斗史，许多人的家里都是刚刚走上小康、甚至还有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其对财富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世家子弟，吃相自然也比他们难看，这是毋庸讳言的。
而且天佑年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税收入节节攀升，各州府县的库房里都堆满了粮食银钱，更让官员们心痒不已，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贪污再所难免。
……
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必须有效的监督，除了自己玩老命的捉虫之外，他还寄希望于六大复兴衙门推举出来的三十六名巡察御史身上，指望着这些拿复兴衙门俸禄的官员，能帮着自己更有力的监督那些不省心的官员。
而另一方面，秦雷也终于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为了能让改革顺利进行下去，除了对明目张胆贪赃枉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外，暗中也给官员们留下了后路。
比如说大秦施行‘税赋折银’的制度，老百姓上交朝廷的各种物品如粮食、蔬菜、布匹、水果、药材等，都是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的，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官员们还创造出了‘折色火耗’一词，因为百姓交上来的银钱，形状千奇百怪、成色也十分混杂，所以要由官府统一熔锻成整齐的银锭上交朝廷。而碎银熔煅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罢了。
秦雷知道这个情况，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时不时的敲打一番，并没有下死手整治，因为他知道按下葫芦浮起瓢，阻止了这个法子，那些‘天才’的官员们，还会想出更多更绝的法子来贪污。与其到时候让百姓更加受罪，还不如默认这个还算有节制的贪污法子呢。
于是乎皆大欢喜，朝廷该收的一分钱没少收，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也捞到了好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就这么着了吧！
所以事实证明，你得给人留条活路，要是想干事儿，就更得让大家都满意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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