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讨日本还好说,到目前为止,户部已经收上来白银8000万两。
但是今年的辽北和西北之战,显然触发了不少人的神经。
广袤的地域,有效管理的极限,军费巨额的投入,人力资源的巨大输出,都在疯狂吸食中央财政。
而因其地域的广阔性导致的战争不确定性,又无形中增加了风险。
这句话怎么理解?
顾名思义就是,辽北和西北太大了,你就算击败了敌人,敌人跑了,也能随时再回来。
当年的匈奴就是这样,汉武帝对匈奴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但是到了武帝晚年,汉朝的财政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作为战争的支持者,李邦华则反驳说:拿下辽北,可以修建城池,巩固辽北的管制。
这个战略本身是好的,但在这个时候,又被人拿出来批斗反对了。
为什么?
因为时间问题。
其实很多战略都是好的,但是真正好的战略得合乎时宜。
为何修筑城池这一套在目前的廷议被拿出来反对了?
因为过去发生的纪永平案和武昌的黄连平案都大大的触发了高层的神经。
令人发指的贪腐问题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再持续不断进行长时间的战争投入,是非常危险的。
廷议的内容一度变成了批斗袁可立大会,顺便把毕自严怼了一遍。
直到八月初十,崇祯从西京长安回到了北京。
第1164章 内阁改制
回了乾清宫,皇帝啥也没有想,先睡一觉。
连夜的赶路,实在太累了。
等睡醒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初秋的北京城,晚霞浓艳得像一个风姿卓越的美人,给清冷的苍穹添上了无限的风情。
宫女们开始点烛光。
崇祯一边吃饭,一边听韩爌汇报事情。
韩爌汇报完了,毕自严开始汇报财政的事。
随后是袁可立汇报军政。
这一通汇报下来,乾清宫内只剩下皇帝吃饭的声音了。
几位御前大臣心头也有些发紧。
年初做预算感觉没啥,就是写写数字,练练数学,预算做出来大家开始执行。
到了年中,这花销再一看,好家伙,有点用力过猛了。
军费4500万两,经济投资2000万两,人员俸禄800万两。
这种花钱速度,简直比烧钱还快。
而韩爌也详细汇报了这段时间朝堂官员们担心的点。
例如孟兆祥提出来的风险。
这反应了现阶段相当一批人现在的认知。
当然,这些风险本质上是存在的,这些人你不能说他们是在无理取闹。
尤其是纪永平案和黄连平案,震惊天下。
政治和军事是分不开的。
“你们都退下吧。”
韩爌看了一眼毕自严,又和袁可立对视一眼,三人同时道:“臣等告退。”
崇祯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该是时候在中央的权力架构上做改革了。
大明朝的领土已经空前扩大,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多元化发展,不可能不要宰相的。
就例如现在的问题,一大堆的事情,皇帝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处理完。
交给司礼监处理?
把国家大事的决断交给太监们定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局面来看,即便是朱元璋和朱棣复生,也不可能处理完这些公务。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明朝和开国之初,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开国之初的大明朝是简单的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地方管理单一。
而现在经济结构多元化发展,文化多元化发展。
而且地方的官员更加细分化。
例如税务部门、财务部门、民法部门都从知府衙门里分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疆域还在空前扩大。
这个时候的大明朝疆域不是像朱棣时代设立土司做羁縻制度就完事了。
张凡统治下的大明朝,现在是在地方上做全面的深度的行政化管理,建立城寨,推行新政。
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
皇帝一人怎么可能裁决全国大小事务?
所有,要分权了。
必须分权了。
当然,只是在行政上分权,而不是军队分权。
行政上分权的意义就在于下放决策权。
以前大明朝的最高决策权在司礼监,执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手里。
其实就是在皇帝手里。
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官府首脑。
现在要分出来,不能按照朱元璋的那套玩了。
不是那套不好,是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潮流。
顶层的权力架构该做调整。
如何调整?
其实很简单,将司礼监的执笔和掌印给内阁就可以了。
内阁既可以拟定建议,又可以拍板决策,并监督执行。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省和尚书省的合并,相当于宋朝的政事堂。
内阁首辅可以理解为内阁首相了。
相和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相有决策权,辅没有。
当然,有了权力,对应的就是义务和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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