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海线不断投入，拉动民间造船行业，与此同时，海禁的开放，民间也有无数商人加入到海贸的行列中。
据内阁最新给上来的数字，北京城的粮价已经低到了每石0.4两。
崇祯元年，北京城的粮价是0.8两每石，甚至稍微一打仗，就到了1两，1.2两每石。
粮价下降，就是民生变好最直观的体现。
不仅仅粮价下降了，日用品的价格也在下降，例如香皂、洗发水、卫生纸等等，在崇祯十一年，出现明显的下降。
以前一块香皂得500文，现在只需要20文了。
这说明国内各大制造局，以及民间商人的作坊产能全部在提升。
供应量大大增加，商品的价格当然就下降了。
甚至连衣服也在降价。
大片的苎麻等原材料的种植，养蚕产业的规模化，蒸汽机投入到织布里，衣服的价格不到过去的一半了。
这就是这份国营商社汇报里，为什么上半年的仅仅是大陆市场的收入就高达4000万两的原因。
商业的空前崛起，必然伴随着商税的暴涨。
且还不说此时正在修建的铁路，一旦铁路开始贯穿大明朝，将各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整个京济恐怕会有另一番模样了。
第1170章 新诞生的资本家?
至于前一段时间朝堂争议的花钱花的多，现在一看这份国营商社的收入，争议就显得多余了。
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看到局部的问题，就会往整体上套。
实际上，小到家庭，公司，大到国家，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都是看着财务来做的。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没钱的时候，就猥琐发育。
现在有钱了，当然高举高打。
就像当年的大唐，在自身势力还很弱的时候，老老实实搞发展，一旦强起来，动则灭国，打得万里胆寒。
“你回来了，上海你认为派谁过去任职合适?”
李岩说道：“臣倒是觉得，让张溥过去比较合适。”
“张溥?复社的张溥?”
“是的，张溥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臣上次去南京专门去拜访过他，听他谈过一些关于新商业的发展。”
“他怎么说?”
“主要说了两点。”
“一、目前上海的总人口已经超过30万人，仅仅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0万，臣预计明年年底，会增加到70万人。”
“上海越来越大，治安治理难度越来越高，新移民过来的人五湖四海，又因为巨大的商业机遇，竞争激烈，所以矛盾重重。”
“七月的时候，上海出现两个民间势力的火拼，双方为了争夺一个港口装卸货物的权力，大打出手。”
“原本上海府商业法规定，港口卸载货物，必须是注册过的运输商社，这两波也的确都符合资质，但私下却培养打手，没有少作恶。”
“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双方的冲突爆发了。”
“臣带着人过去的时候，已经结束，当天死了十八个人，重伤三十余人。”
李岩的语气比较平静：“臣深刻意识到一些问题，当年旧的地主拥有广袤的良田，掌握了钱财，可以蓄养一批打手，而现在的商社老板，可以经商，同样掌握了钱财，同样可以蓄养一批大手。”
“两者并无不同，如果不加以管制，后患无穷。”
李岩这个人果然是极其聪明，难怪当初他去河南省做布政使，搞了三年就把河南的粮产搞到全国第三。
他看问题很犀利，很准。
“臣在与张溥讨论目前新城发展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了需要更多法案的制定，必须用律法来严格管制新城的发展，官员和民众都要遵守律法。”
崇祯倒是颇有些意外，张溥那家伙算是开窍了啊，以前在复社的时候，成天跟那些儒生混在一起。
人嘛，总是会长大的，人也是会变的。
张溥就变了。
张溥说的也对，大明朝的疆土正在扩大，经济结构正在复杂化，人员流动速度在加剧，经济在发展，社会上的钱财在争夺。
随之而来的是利益的增加，各方的冲突。
在单一的农业社会里，律法显得反倒没有那么重要，大家都在自己田里耕耘着，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
但是商业社会是不一样的，商业社会里都是关于钱的事情，冲突在所难免。
要平衡各方，就必须颁布出大家都愿意遵守的规则，也就是律法。
而且律法要牵涉到各行各业。
例如禁枪法案，例如民权法案等等。
这也是在这个时候，崇祯为什么将立法院提到中枢的原因。
“第二点呢，第二点他说了什么?”
李岩继续说道：“这第二点，张溥说，上海作为海运的一个大港，有许多南洋的人会运货到上海，这些人可能停留个几天，在这几天中，他们四处闲逛，可能因为反正要很快离开的心理，会作恶。”
“而往往这些人经商，与本地一些商人牵扯到利益往来，本地商人不愿意他们出事，便会出钱帮他们私下和解。”
“然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且越来越多，又对社会有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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