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了这么多年，也该兑现承诺了。
宇文泰好不容易在沙苑，缴获六十万人的吃穿用度，财政稍稍宽裕，却也不得不便着手为将士发放军饷。
到底是没有高澄阔绰，吝啬得很，尽数劈半。
无论主力军还是州郡兵，都只有东魏的半数，四万鲜卑步骑每年只二石半，州郡兵只一石半。
但将士们也能理解：有这个态度就行，等以后日子好起来，再给大家伙加上去。
可终究是把宇文泰本就拮据的财政给榨干了。
坐以待毙不是他的风格，宇文泰再次对高澄展开拷贝，开始了他的搜刮行动。
曾经贺拔岳在关西效仿高澄灭佛，同样没有吃相难看到刮金漆，毕竟那时候的关西没遭灾，虽然穷，但也能过下去。
今时不同往日，府库能饿死耗子的宇文泰哪还顾得了脸面：给我刮！
道教没金身，总有多年积累吧，怎么说祖上也阔过，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威风八面，总会留下些家当吧。
不过宇文泰也不只奉行拿来主义，他也有自己的改革想法。
首先想到的就是制定计账、户籍之法的心腹幕僚苏绰，将其招来，一番长谈后，宇文泰授苏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由他草拟改革政令。
不久，苏绰向宇文泰奉上其为改革制度所草拟的《六条诏书》，即：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宇文泰读之，如获至宝，将《六条诏书》作为西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凭借从佛道搜刮来的钱财，依据《六条诏书》的内容进行各项改革，同时也开展屯田开荒等事宜。
消息传至关东，高澄最重视《六条诏书》中的最后一项：均赋役。
所谓均赋役指的是均平赋役，调济贫富，不可舍豪强而征贫弱。
这引起了高澄的共鸣，他现在就想跑晋阳，指着高欢的鼻子说：
‘如此人才，不能为我所用，此父王之过也。’
你贺六浑要有本事打下关西，他苏绰不就是高家的臣子了么。
不过小高王也有自己的办法。
很快，很快呀！高澄就推出了东魏版本的《六条诏书》即《施政纲要》。
就很巧，也是六条，即先齐身、宣道德、劝农耕、兴文教、宜刑罚、均赋役。
先齐身指让官员注重自身素养，端正认识，以身作则。
宣道德是让官员重视道德宣传，改良社会风气。
劝农耕、兴文教都好理解。
宜刑罚指让官员在判决时用刑适宜，不能滥施刑罚。
其中先齐身、宣道德、重农耕、宜刑罚只是在字面上进行改动，其实质都是照搬苏绰《六条诏书》。
至于兴文教则是将敦教化拆分，高澄不需要地方官员为自己擢贤良，开设科举制就是要将选官权力由地方收回中央。
最后一条均赋役更是一字未改，赋税徭役无论豪族还是平民，都要一视同仁。
总不能只兴你宇文泰抄我，不许我高子惠效仿吧。
高澄也不管远在长安的宇文泰会是什么想法，立即照猫画虎，将《施政纲要》作为东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
当东西两魏都为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争相改革的时候，江南依旧歌舞升平，安于享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南梁的情况传至洛阳，高澄完全将萧衍当作冢中枯骨对待。
苏绰《六条诏书》之所以被高澄、宇文泰重视，就在于它清晰明了的告诉了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应该做些什么事。
只有知道该做什么，才会着手去做。
可别小看这一点，这世上有的是当了一辈子官，依旧浑浑噩噩的人。
宇文泰推出《六条诏书》，高澄立马跟上《施政纲要》，大家对这一政令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唯独你南梁装瞎，什么都不干。
高澄对南梁的轻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君主失去进取心也就罢了，关键这人还贼能活，高欢都能被他熬死，要不是有侯景闹上一出，阳寿指不定奔着一百走。
《施政纲要》颁行并不能立即起到作用，高澄也只是作出规定：不能熟背《施政纲要》，理解其内核，就不能为官。
随后，又再度投身经济改革的浪潮中。
太昌六年（537年）五月十一，高澄巡视高隆之在城外所设立的铸币厂。
高隆之向高澄献上一筐新制钱币，高澄随机取一百枚称量，百钱重达一斤四两二十铢。
高澄对此大为满意，称赞新币重如其文，对高隆之也赞赏有加。
高隆之趁机进言道：
“大将军有大功于国，下官以为，不如将此币称为大将军五铢钱。”
高澄闻言，颇感为难道：
“这，这不妥吧，澄还寻思因其制于太昌年间，以太昌为名。”
高隆之不容高澄拒绝，苦劝道：
“天子有何功于国朝！若无大将军夙兴夜寐，励精图治，哪有他安坐社稷的道理！”
高澄勃然大怒：
“澄何罪于高侍中，竟与我说此不忠之言！”
“大将军，此下官肺腑之言，纵使获罪，也无愧于己心。”
高澄一声长叹，无奈道：
“罢了，此币既由你所铸，就按高侍中的意思来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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