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怎么着，这位在《梁史》中与陈庆之并传的当世名将，依言又一次向羊侃请罪，才使辱骂他认朱异为父的羊侃消了气。
兰钦此人能屈能伸，高澄心知若其决心固守，哪怕在城外骂臭其祖宗十八代，兰钦也能置之不理，若依王峻之言，强攻合肥，纵使能得此城，军民伤亡估计要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按照王伟所言分兵攻略各地，是合肥沦为孤城，不管梁军最终会不会放弃合肥，城内人心必然动摇。
此时南梁在淮南其余州郡仅有当地少数州郡兵驻守，大不了请自己的贵客萧渊明多走几趟，绕城转悠几圈，想来除了抱定要与城池共生死之人外，其余守将多会选择献城投降。
将淮南各地尽快纳入北齐体系，恢复生产，高澄也可不急不缓的再去图谋合肥。
心中已有计较，但高澄还是望向段韶、陈元康等人，想听听他们对分兵之计的看法。
北齐将领勇则勇矣，但多是高敖曹、彭乐这等勇而少谋之人，智勇兼备的将领，仅段韶、慕容绍宗、侯渊等寥寥数人，其中以段韶眼光最为长远，于是才有了今日召他前来问计。
段韶见高澄看向自己，进言道：
“臣以为王常侍所言分兵之策颇有道理，然陛下万金之躯，不可轻易赴险，是否该进逼合肥，以震慑江南，臣以为还需再作商榷。”
王常侍即指王伟，与两汉时期不同，常侍非指宦官，曹魏时将散骑与常侍二职合一，称为散骑常侍，以士人任职，为皇帝顾问，在朝则规谏过失，出行则骑马随从，高澄征召王伟入朝，便是授予其散骑常侍一职。
散骑常侍中的资深者，则称为祭酒散骑常侍，陈元康便又被称作陈祭酒。
段韶知道进逼合肥，震慑江南是个好主意，梁人因害怕齐军趁机偷渡长江，直驱建康，肯定不敢渡江救援淮南诸地，只得隔岸观火。
但作为臣子，必然不能让天子冒一丁点风险，哪怕梁人根本不敢出城野战，而段韶又深知以高澄的性子，怎么可能将十万精锐假手于人，因此，他说的是再做商榷，而非请命领军。
所以说，作为另一时空北齐三杰唯一善终之人，政治敏感度可比斛律光、高长恭强太多。
陈元康同样附议段韶的看法，王峻原本还不服气，觉得自己所言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见段韶、陈元康出言支持王伟，便也不敢反驳，毕竟这二人可是高澄最亲近的臣子。
高澄清楚段韶话中的意思，若是反对进逼合肥，必然会直接提出来，而不是说什么再做商榷。
他最满意段韶的一点，就是知晓分寸，不过正如段韶所想，十万精锐高澄必然是要自己握在手中。
“八公山一役，梁人闻风丧胆，必然不敢渡江，朕亲领大军进逼，无甚危险，况且朕十三岁代父征伐叛逆，久经沙场，莫非朕不知兵？陆战不比水战，梁人但凡北上，朕必歼之！”
小高王言语间不乏自信，他也有这份底气。
第三百七十六章 局势
昭德元年（548年）七月初三，在淮阴城下休整两日后，北齐大军兵分三路，一路以渡淮南下的徐州刺史高岳为主将，领州郡兵三万，由步军都督元景安、尉兴庆分领两万战兵步卒，骑兵都督侯渊领骑卒五千随从，分得十万民夫，沿淮阴南下，沿途攻略淮南东部州郡。
第二路则以慕容绍宗为大都督，同样领州郡兵三万，由步军都督步大汗萨、薛孤延分领两万战兵步卒，骑兵都督皮景和领骑卒五千随军，拨付民夫十万，攻略淮南西部州郡。
第三路由高澄亲率骑兵四万，步军六万，携带三十万民夫，领骑将彭乐、高敖曹、斛律羌举、斛律平、叱列平、慕容俨等，步军将领韩轨、暴显、綦连猛等进逼合肥。
至于剩余五万州郡兵及不足十万民夫则全部交由段韶，命其坐镇淮阴，负责分派军士驻防高岳、慕容绍宗新得之地。
就在三路大军南下的同时，周边局势也有了变化。
首先是高句丽，公元531年，即高欢信都建义的同年，高句丽君主，在位12年的安藏王高兴安被刺杀，由于高兴安无子，王位被其弟高宝延继承，是为安原王，遣使向洛阳朝贡，于532年得到元善见的册封。
高宝延以小宗即位，为安抚各方势力，立三位王后，三位王后各有派系，其中一位无子，另外两大派系为了王位继承权展开争夺，哪怕高宝延在长子高平成出世后即定为太子，却也不能缓解这一矛盾。
高句丽自此结束了由好太王高谈德以来，一百余年欣欣向荣的进取时期，陷入内斗，实际开始走向衰落。
三年前，即公元545年，高宝延身死，两大派系为争夺王位险先兵戎相见，最终太子高平成的支持者夺取兵权，才能上位，是为阳原王，时年八岁。
但权力的争夺并未随着阳原王上位而终结，争夺王位的失败者们痛定思痛，开始建立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控制，高句丽国内部实质陷入分裂局面。
高澄使者抵达平壤后，先是为高平成册封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之所以是高丽王，而非高句丽王，是因为公元5世纪后期以来，高句丽改称自己为高丽。
使者全盘遵照高澄的交代，以外部冲突掩盖内部矛盾的说法，怂恿高句丽出兵攻灭新罗、百济，全据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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