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将来北齐渡江南下，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奴隶解放运动。
江南的底层民众暂且不知道何时才能盼来曙光，但淮南的奴仆、婢女们却实实在在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高澄摆下这场宴会，当然不只会局限于授田，释奴是他砍向淮南士族的第二刀。
但相较于夺取他们的土地，淮南士族明显对释奴早有心理准备，毕竟这不是新鲜事，高澄早些年就在逼迫北方士族豪强们释放奴仆、婢女，北方士族受到的迫害，没道理他们能躲过去。
眼看在场的家主宗老们一个个乖巧懂事的模样，高澄摆摆手，众侍卫随尧师把刀收起。
接下来的谈话轻松且愉快，对于高澄所提的要求，诸如交出隐匿人口、奴仆婢女，配合官府为他们登记造册，分配田亩，成为纳税人口。
与此同时，高澄也鼓励他们在不违反朝廷法令的情况下，可以积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比如贸易。
北齐并不在政治层面抑商，只要你缴足了商税，并且不违法令，子孙也照样可以参与科举考试，光耀门楣。
甚至在渡过了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后，高澄已经放开了朝廷对食盐市场的垄断，允许私盐的出现，可该有的税，是一分都不会少收。
这算是高澄对于北齐治下士族的一点补偿，包括淮南士族在内，强迫他们交出大量土地，释放隐匿人口与奴仆婢女，因均田制，禁止买卖公田，总得给人三瓜两枣子，吃一点甜头。
但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尤其是关系到民众日常所需的商品，对于敢以此牟利之人，更是重拳出击。
与此同时，高澄也对淮南士族做出承诺，科举并不会抱有地域偏见，一切全凭才学，不会因为你是淮南学子，而有失偏颇。
这是淮南士族此行最关注的问题。
北齐与南梁录官选官制度不同，北齐以科举制为主，荫官制为辅，二者并行。
如高澄两个庶弟高浚、高淹出任刺史，便是走的荫官途径，以父荫授职。
而南梁虽然有开创五经馆，为寒门学子提供上升渠道，但依旧是以九品中正制为主要选官制度。
北齐占据淮南，欲将其全面纳入自身体系，自然不可能再任由淮南士族以九品中正制出仕。
对于淮南士族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科举制下，遭遇朝廷的偏见，北方士人的打压。
得了高澄一个承诺，也让他们此行终于有所收获，只不过相较于过往无论愚贤都能出仕的九品中正制，所谓承诺，也只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却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比如淮南士人若真能在进士榜单上占据决大多数，那自然会有一支看不见的手，自背地里做出调整，以保障北方，尤其是河北士族的利益。
这也没什么值得抱怨，正如此前高澄所说，河北士族舍生忘死跟随高氏创业，凭什么在与淮南士族一起接受打压的同时，还得在政治上被一视同仁，那他们跟着高氏创业，图什么。
这样的政治优待不会长期维持下去，例如北宋，赵匡胤曾言：不用南人为相。
根源就在与北宋以北并南，必须优先保障自己基本盘的利益。
但仅过了数十年，到了宋真宗时期便被打破。
也许到了高澄统治后期，江南地区得到充分开发，才会着手收回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特权。
翌日，即昭德元年（548年），九月二十一日，高澄在合肥发布诏令，废除南梁在淮南之地的一切苛捐杂税，命令士族豪强交出隐匿人口，释放奴仆、婢女，可以改用雇佣的形式，但严禁虐仆。
同时，告知淮南各阶层，此前田契一律作废，重新按照均田制的规定，分配田亩，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予露田80亩，女子40亩。
男子另授桑田，按现有丁口计算，不得超过20亩，限3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虽是世业田，终身不还，能够流传子孙，依旧限制私人买卖，却可以向官府贩售。
政令一经发布，无数底层民众欢呼雀跃，但也有人抱怨不休，并非士族，而是富农阶层。
南梁田契一律失效的公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也许均田制下，他们能分得的土地不会比原有更少，甚至更多。
但原有土地属于他们私人所有，如今所分得的田亩，哪怕更多，也属于公田，相当于是向朝廷租赁，是要交付租税。
不过在士族妥协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反对也无足轻重，尤其是北齐由此获得了更为广大的贫农、奴婢阶层的支持。
况且这点租税，与南梁之前的苛捐杂税相比，也算不得什么，故而也只是停留在口头抱怨，对于高澄的这项政令，还是愿意接受的。
南梁的税赋极重，萧菩萨不止优待士人，佛教更是无需纳税、不用服徭役，但朝廷的用度不能少，可不就指着糟践底层民众，总得有个剥削对象吧。
哪像小高王，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一视同仁，都得给他缴税，该有的，少一分都不行。
萧菩萨优待士族，自然把对底层民众征收的税额定的极重，总得有个剥削对象吧。
由于各阶层都属于纳税群体，再加上公田的租金能够补足国家一部分用度，故而北齐的税收实际比南梁低了许多。
政令一经发布，淮南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了释奴分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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